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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文代会刚刚开过,他于9月21日,作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到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政治活动之中。大会于9月30日结束,他又被委派负责政协的对外文化工作,直到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典。这使他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他曾对赵浩生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心情: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去,你看,就5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还赶上二十一条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1949年以后心里好过了。他的心情是振奋的,由一个受着压抑的时代跨进了一个新生的时代,真好像从一个旧的世界走入一个新的世界。天天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时时都碰到新鲜的事物。他受到党和人民如此地厚爱和信赖,使他由内心产生一种献身给新中国伟大事业的热情和信念。

  他的心是真诚的。他信任党,他愿意响应党的号召,接受领导上交给他的一切工作。他也很想把自己改造一番,去拥抱新的生活。在全国解放初期,除了忙于对外文化联络工作之外,他努力争取各种机会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去过工厂,去过农村。

  1950年初,他同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志们一起到北京一家私营工厂中去,和工人交朋友,同他们建立友谊。他还到过安徽省的农村,参加当地土地改革运动,也曾出现在治淮的工地上。在农村同农民同吃同住,使他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分到土地的欢悦心情,看到农民为了“一定把淮河治好”那种惊天动地奋不顾身的劳动场面和劳动热情。如果说,写《原野》时,他主要还是根据他听到的故事,如今是直接体验到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的品德。他说:“在那短促的时间里,我曾有错误的认识,靠了群众的帮助,得到了及时的修正。”当然,他也很想搜集些创作素材进行创作,但是,他却不能深切地把握它:显然,他要创作反映新的生活的剧作,描写工农兵的形象,还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和积累,是不可一蹴而就的。面对着沸腾的生活,怎样着手新的创作,成为他的一个尖锐的课题。新的文艺方向,新的文学观念,他的文艺创作,该从哪儿起步呢?他在思考,他在探寻。

  曹禺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中,最早的一个反省自我的作家,没有任何外界压力,也没有任何外力的敦促,是他主动地对旧作进行自我批判。他以极大的勇敢和热情,要把自己煮一遍,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挖去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1950年10月,在《文艺报》第3期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在这篇真诚的自我剖析文字中,他把过去的剧作基本否定了。

  他这样反躬自问:“我的作品对群众有好影响吗?真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么?”他的回答是:“这是不尽然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实讲,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不甚了解。我的个人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解释的工作,这充分显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在他看来,他的作品不但没起到进步作用,反而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不良的影响。他说:“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冒然以所谓‘正义感’当做自己的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一个作家的错误看法,为害之甚并不限于自己,而是扩大漫延到看过这个戏的千百次演出的观众。最痛心的就在此。”他确实痛心疾首地悔恨旧作了。

  他不但否定了“正义感”,而且否定了他曾怀着深恶痛绝的心情对罪恶旧社会的暴露。“我时常自足于‘大致不差’的道理,譬如在反动统治下,社会是黑暗的,我要狠狠地暴露它;人是不该剥削人的,我就恶恶地咒骂一顿。其实,这些‘大致不差’的道理,在实际写作中时常被我歪曲,有时还引出很差的道理。我用一切‘大致不差’的道理蒙蔽了自己,今日看来,客观效果上也蒙蔽了读者和观众。”在他的检查中,这种自疚自责,沉痛地向人民大众负荆请罪的心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认为《雷雨》也歪曲了真实,“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毁灭。”这样,就把《雷雨》说得一无是处了。

  而在他看来,《日出》并不比《雷雨》更好些:“我粗枝大叶地画出大鱼吃小鱼的现象,罗列若干残酷的事实,来说明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是该推翻的。……但造成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我没有挖。我忽略我们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官僚资本主义,更没有写出长期和它们对抗的人民斗争。看了《日出》,人们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模糊的觉得半殖民地社会就只能任其黑暗下去,人生原来就是如此。我既没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要敌人,向他们射击,那么,只有任他们依旧猖狂横肆。然而这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真实是不相符合的。”这种自我批判是越走越远了。

  最后,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剖自己了。“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他说鲁大海就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工人像我自己”。他甚至说,他把鲁大海写得“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是“卖过一次狗皮膏药”。他严厉地责骂自己。他真诚地感到,“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不伦不类,你便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显然,他决心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使自己转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来。

  曹禺的确是真诚的。真诚的检查,真诚的忏悔,真诚的批判。在那样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在那令人欢欣鼓舞的历史时刻,加上他那种热情的习性,他如此痛心疾首检查自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主观上的真诚愿望,并不能代替切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他未免操之过急,就以政治的估量代替了艺术的批评,以简单化了的阶级分析代替了现实主义的要求。

  在他的检查中透露着一种赎罪的心情。严肃的自责,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赎罪的心态,却很容易失去对自我价值的正常估计,失去最可宝贵的艺术自信心。从外表看来,检查得极为痛心而彻底,而内心深处可能是一种迷茫和惶惑,隐约透露着深刻而内在的文艺思想的危机。这些,都是他当时不可能意识到的。因为,在同旧的一切大决裂的日子里,在轰轰烈烈对运动中掩盖了这意识深层的矛盾。

  曹禺既是这样真诚地检查着,也是这样真诚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他终于动笔修改旧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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