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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这篇署名“学生曹禺,后生老舍”的贺词,在庆祝会朗诵起来,得到与会校友们的热烈鼓掌。因为它代表了南开人的心声和祝愿。这首贺词,也是曹禺和老舍美国之行的一个纪念,纪念着他们之间的友谊,纪念着那难忘的异国的日日月月。

  他们特意去美国电影中心好莱坞参观,看了摄影棚,看演员们排戏,也看了不少电影。但是,一旦深入到这个闻名世界的电影城,他们也感到一种失望。好莱坞有许多优秀的编剧,这些人不乏是非之心,不乏正义的立场,也渴望用电影来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而好莱坞老板的生意经,是不准他们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的。曹禺深深感到,尽管美国政府在那里标榜自由和民主,但是,报纸、电影、广播、戏剧都操纵在资本家的手中,怎么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实际上,正义的声音是被禁锢着,自由的空气是被窒息着的。

  在美国,他们结识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如当代著名作家柏吐尔德鲍尔克特、马克斯威尔安德生、丽琳海尔曼,还有《剧场艺术》月刊的主编罗斯基德吉尔德等。也结识了不少演员,如海伦海斯、卡塞珍考耐尔、雷蒙玛赛、蓓蒂黛维丝、考尔门、约翰迦菲等。这些美国朋友为他们举行私人酒会,欢迎太平洋彼岸的戏剧使者,他的《日出》也被美国戏剧界的朋友排练公演了。

  在美国期间,他和老舍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曹禺回忆说:

  开始,我们手头比较宽裕,住十五美元一间的房子,那是让人家捉了大头的。后来,我们的钱不够用了,就住一元钱一间的房子,有时干脆躲起来不见客人了。一到礼拜六,我们买回一瓶酒,两杯下肚,两人就唱起京剧来。老舍先生擅长京剧的须生和老旦,一唱起来,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国了。平时外出都讲英语,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起祖国的话。畅谈,交饮,真是尽兴尽致,谈得高兴的时候,便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状。他很佩服老舍先生。那时,日程安排得很紧张,但老舍把时间抓得很紧,一有空闲,就伏桌写作,赶写《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

  他们思念祖国,常常去百老汇一个小胡同里,那里有一家天津人开的饺子铺。老板一个人又是厨师又是跑堂。只须两角钱,就吃上一顿美味的家乡饺子,就好像回到祖国一样。他们就这样形影不离的,在一起生活了11个月。但是,曹禺要回国了,他觉得在这里已经没有他可做的事,而老舍还要留下来,坚持写完他的《四世同堂》。他舍不得离开老舍,但又无论如何也住不下去了。

  当他们即将分手的那天,老舍亲自把曹禺送上车,朝着那远行的车子频频招手,祝他一路平安!

  别了,老舍!别了!美国。他也许还要访问这个国家,但是,一定是他认为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候。

  【第二十五章 盼望艳阳天】

  也正是春寒的季节,曹禺从美国悄悄地回来了,他不愿惊动朋友,也不愿抛头露面。长途跋涉,把他累病了,一回国便住进医院里。这时,已是1947年的1月。

  2月初,一出院便搬到老朋友黄佐临家里,佐临和丹尼像迎接家人一样,把他从医院接回来。

  他的学生梅朵是这样描写归国的曹禺的:曹禺先生去美国的时候,脱下了他的长袍,换上了西装,领带打得很整齐,皮鞋上面拭掉了惯常有的泥污,曹禺先生突然好像换了一个人,因为他从来不修边幅。

  先生那时的心境很好。不但他希望一次愉快的旅行,而且那时的政局也未令人绝望,大家都还觉得幸福的日子离得并不远。他看见欢送会上年轻人热情的眼睛,他的心里也被这热情燃烧成一团火。说实在的,谁能与先生比较,像他那样的用自己的激情去生活,快乐时可以疯狂,痛苦时立即流泪。

  带着希望去的,驮着阳光去的,然而这一年来,祖国的天空是一重重的阴霾浓云卷了过来。在美国,他要说的话,他要呼喊的声音,却不免因此低沉暗涩,当那一位曾经与他合作演出《原野》的伟大志士倒下去的时候,那比什么消息都更沉重啊!心上的暗影再也抹不掉了!先生不爱说他的感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激情的人,当时,他会痛心疾首地掉泪的。

  希望淡了,阳光遮没了。在这样的心境里,他估划着在美国做的事有的只能搁下了!到最后,他的心更迫不能待的要回来了。但是,是悄悄回来的,而且又悄悄的换上了他的长袍。不必和去时比较,今天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得更坚决地去对待。他悄悄地回来了。

  他去美国时曾经有两个想法:一是把我们近代的剧场运动介绍给美国戏剧界,一是希望能够在美国得到一笔捐款,用来为我们没有经济基础的剧场打打气。但是,从国内却接连传来内战的消息,特别是李公仆、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使他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他那些念头全部打消了,再也没有心思顾及捐款的事。尽管在美国生活得不错,但他还是日夜思念着战乱的祖国,他总觉得祖国有他可做的事情,他再也住不下去了。

  回来后,一切的一切都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仅仅只有一年,整个的空气全变了。全面的内战,全国到处都又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一丝和平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物价飞涨,灾民遍地,特务横行,民不聊生。这血腥的现实,使他对国民党的反动面目看得更清楚些了。

  总得要养家糊口,他先是应熊佛西先生的邀请,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授,不久,又由黄佐临介绍,在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导。

  回国之后,他和党更加接近了。他的学生刘厚生、方琯德、任德耀都在上海,他们关心着他们所敬爱的老师,这一方面是师生的情谊,同时,也是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请曹禺参加一个读书小组,他欣然答应了,每隔一两个礼拜,他们就到离市区较远的上海育才中学聚会一次。他们共同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读些其它的革命书刊。师生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当然,不单是书刊的内容,还有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这些讨论,使曹禺对形势的发展充满着信心。他觉得同这些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不但给他带来愉快,更给他鼓舞和力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曹禺还有过一次“解放区之行”,他竟然从上海到了解放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救济总署的署长蒋廷黼,原是清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他要找些作家为救济总署作宣传,就通过《新民报》的记者韩鸣去找张骏祥、茅盾和曹禺,请他们去视察河南省的花园口,说是有一架飞机要去黄泛区。茅盾因为有别的事情没去,曹禺、张骏祥和韩鸣就以记者的名义去采访。蒋廷黼请他们去,是想借这些文人来吹吹他们的救济总署,但曹禺和张骏祥却事先商量好,打定主意不讲话,不过是借机到外边看看,也许能搜集到一些创作的材料。飞机自然是美国的,飞行员也是美国人。而曹禺和张骏祥都装作不懂英语,免得同美国人打交道。

  抗战期间,国民党把花园口炸了,黄河决堤,使得黄河改道,不但造成千百万农民流离失所,同时,更造成了一个荒无人烟的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想恢复黄河故道,而故道的所在地已是解放区了。那时,他们还想搜集黄泛区人民生活的材料,准备写剧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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