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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但是,国立剧校的背景是复杂的,它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同时又属教育部。支持剧校的后台老板,是国民党中宣部的负责人张道藩,此人原系南开大学毕业生,后曾到英国伦敦学习美术,不久又到巴黎学画。这位来自贵州的阔绰公子,无心于学业,只不过为了镀上一层金罢了。他回国后便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蒋介石手下一个得力的干将。他对戏剧有所爱好,也曾编过《自救》、《自悟》等一些不像样子的剧本。他搞戏剧是为国民党作宣传的,正是他的主意才办起剧校来。他是校务委员会的主任,从背后控制了剧校。他不允许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曾经对学生训话:“我们这个学校很复杂,有CC分子,有CY,你们是学戏剧的,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张道藩不准的事并不等于不能做。而这里偏偏又有共产党人在进行活动,最出名的是石蕴华(杨帆),校务委员会的秘书。张道藩没料到在他眼皮底下还有共产党人在活动。

  曹禺来到剧校,最难使他忘怀的,也是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过影响的人物中,大概要算石蕴华了。

  石蕴华,就是全国解放之后,最有名的所谓“潘杨反党集团”事件中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潘”,就是潘汉年。这是一起大冤案,自然现在已得到昭雪。潘汉年早已冤死狱中,杨帆出狱后已成为一个身染重疴的废人。杨帆未来剧校之前,就在北京大学从事学生运动,并曾被捕入狱,释放后,奉党组织之指示到剧校开展党的工作。他为人机智干练,待人热诚,很善于团结老师和学生。他常让学生去听抗日的演讲,鼓动激发同学的抗日热忱;他还组织学生搞读书会,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据叶子回忆说:“有一次演出,石老师为我介绍了一位叫孙晓邨的朋友,孙晓邨倡议成立读书会,参加的有狄超白、何道璋和我。我们常去一位女同学家聚会。”有一次,张道藩召集学生在大礼堂训话,同时派人去搜查宿舍,石蕴华作为秘书也参加搜查。事后,同学质问他:“为什么搜查我们的宿舍,难道我们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吗?”他便悄悄地对学生解释说:“不要急嘛!只是看了看,没有真搜,是应付张道藩的。”石蕴华不仅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他也善于接近老师,和老师交朋友。曹禺来了,他便约着曹禺和学生到马彦祥家里去聚会,有时在一起吃饭,有时一起到郊外游玩。很快,他就和曹禺成为十分熟识的朋友了。一天,他俩在操场上散步,石蕴华以低沉的声音唱起歌来,他唱得格外严肃,那悲壮的歌声把曹禺吸引住了。唱完便问曹禺:“家宝,你说这首歌好听不好听?”曹禺答道:“好听。”他说:“这就是《国际歌》”这是曹禺第一次听到伟大的《国际歌》。他还常对曹禺讲些社会主义的道理,说:“现在常讲社会主义,可是你要分清不同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纳粹党也讲社会主义,你要分清楚。”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曹禺说:“你现在写东西,不讲明阶级,至少也要讲明阶层啊!”他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虽不能说无话不谈,但他不避讳曹禺。他常到曹禺的住所去玩,或吃饭谈天,或抨击时政,有时还情不自禁地大骂张道藩。那时,白色恐怖是相当厉害的,但他对曹禺无所顾忌,赤诚相见,这种坦白的襟怀和对人的热诚,使曹禺每回忆起他来都很激动。

  来到南京不久,他就去上海看望巴金和靳以。在一次谈话中,他向巴金透露了他早已藏在心中的一个愿望,就是找个机会得以拜见他久已敬仰的鲁迅先生。他已把日译本《雷雨》寄给鲁迅,盼望得到先生的教诲,那时进步的青年作家都渴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巴金是很理解曹禺的心情的,便同鲁迅先生联系,先生正在病中,慨然答应于10月19日在大陆新村寓所接见他们。但是,出乎意料,就在即将拜见鲁迅先生的那天清晨,靳以匆匆跑来,向曹禺报告了鲁迅先生于是日凌晨逝世的噩耗。这使满怀欣喜的曹禺突然陷于惊愕茫然和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几乎不知所措,便和靳以一起赶往大陆新村。此刻,鲁迅的住所沉浸有一片悲恸的氛围里。曹禺于生前不能拜见鲁迅,现在,只能沉痛地瞻仰先生的遗容。他木然地垂立在先生床前,只听得萧军在那里捶胸顿足号啕恸哭,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当时,他只有震惊和悲痛,也顾不到其他了。他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在那伟大的送葬行列里,浩浩荡荡的送葬的人流中,使他感受到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如此同人民连结在一起。人民热爱鲁迅,鲁迅在人民心中。文坛巨星的陨落,集聚着生者为他未竟的事业而奋斗。每当曹禺讲起这次未能得以实现的生前会见,就感慨万分。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鲁迅先生的逝世,给他以激励,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自己的笔为人民而创作。

  曹禺来南京,自然是和郑秀商量好的。1936年暑假,郑秀在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了,她的父亲在南京工作,希望女儿回到自己的身边。由父亲的推荐,她在南京政府的审计部当了一名科员,主要工作是审核大学经费。平时,她住在自己家里。她办公的地点离曹禺的住所四牌楼很近,午饭便到曹禺那里就餐。应当说,他们的恋爱生活还是正常的,但也免不了一些小的争吵。郑秀的父亲反对女儿的婚事,主要出自传统的门第观念,但是,眼看郑秀和曹禺的关系已经确定下来,也就不再执意作梗了。就在他们到南京不久,于1936年10月27日在南京平仓巷德奥瑞同学会举行了订婚仪式。郑秀回忆说:德瑞奥同学会类似一个国际俱乐部,在那里举行订婚仪式,事先发了二、三百份请贴,国立剧专的同事,戏剧界的朋友,还有其它一些亲友。他的母亲特地从天津赶来。巴金和靳以是专程坐飞机从上海来的,那时上海到南京的飞机航线才开辟起来,机票25块钱。他们带来的礼物是一个十分漂亮的从美国进口的洋娃娃,这个洋娃娃会叫人,当订婚仪式即将结束时,田汉也来了,他拿了一幅中堂来作为礼物。晚上,在家里有个家宴。这个订婚仪式还热烈,但是,在热闹中也正在孕育着痛苦的种子。曹禺对郑秀的追求充满了幻想,那种热烈的劲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是更加深沉而是逐渐冷却。性格的歧异已经显示出来,订婚后,连剧校的一些同曹禺接近的同事和同学都有所察觉。石蕴华就看到这门婚事中所蕴藏的潜在危机。一个同学回忆说:“当时我们觉得曹禺有一种内心的痛苦,是因为已经恋爱好久了,就不好再改变,就不得不订婚。”石蕴华是1937年初离开剧校的。有一次,他回到南京,把曹禺、马彦祥和叶子找到一起谈心。石蕴华非常爽快地问曹禺:“家宝,你是不是觉得很痛苦?”这似乎真的触到了他的痛处,他不吭一声,默默地坐在那里不愿回答。曹禺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他能用沉默,久久的沉默来对待生活中的挑战,很少把内心的苦痛和辩解倾诉出来,而把它封锁在自己内心的深处。

  曹禺在剧校的生活是愉快的。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剧校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话剧的爱好者,他们都曾或多或少地参加过演剧活动,是有事业心的。另外,这些学生也是一些有勇气的青年,那时的社会风气把演员看成是“戏子”,把演戏看成是没出息的职业,加之话剧还是个新兴的剧种,职业话剧团很少,毕业后连谋生的出路也没有保证。特别是女同学,不是大胆冲破封建传统的舆论束缚,那是不会报考剧校的。像现在影剧界一些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如凌子风、石联星、项堃、叶子等,都是当时剧校的学员。正因为这些学生热爱新剧,对曹禺来剧校执教抱着深切的期望。曹禺的教学没有使学生失望,他以高度的责任感、渊博的戏剧知识和绝妙的教学艺术,博得学生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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