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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走进院里,只见一排排鸽笼子似的小屋子,从这个门洞到那个门洞,川流不息来往着各种各样的人。在灯光下,他看见从鸽笼里走出来的妓女,一个个脸色蜡黄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只听伙计一喊“见客啦!见客!”这些女人便随着点叫,依次走上前去,让嫖客们挑选。在他看来,这些女人就像锁在这人间地狱里的可怜的动物。

  在那些寝食不安的日子,他混在里面,和妓女们面对面地交谈,终于使他有了一种惊人的发现。在这最黑暗的角落里,在那些污秽掩盖着的“可怜的动物”身上,发现了人间美好的心灵。他说:

  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各人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流着泪,“掏出心窝子”的话,叙述自己的身世。这里有说不尽的凄惨的故事,只恨没有一支Baizac的笔来记载下来。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的各种坏习惯。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线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鸨,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于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她没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惨淡,而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她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她叹息着:“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这类可怜的动物最惨的悲剧。这些妓女的遭遇,的确使得他心疼:“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呵,我心疼痛,我心在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他恨透了衣冠禽兽的世界是怎样残酷地摧残着人性,在扭曲着人的灵魂:“上帝就任凭你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些,他熟读过的《圣经》中的箴言,回荡在他的心胸之中。

  他一定要把他亲眼见到的写出来,他的勇气与日俱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要熟悉这黑暗角落的一切。为了学数来宝,在严寒的三九天,半夜里在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去等候两个吸食毒品的乞丐。这是事先约好,并且要给赏钱的。可能是赏钱给多了,他们猜疑他是个侦缉队之流,便没有来。他冒着刺骨的寒冷,瑟缩着到一个“鸡毛店”里去找他们,也许因为找的次数太多了,被一个罪犯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这个家伙大打出手,险些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曹禺还不死心,有了经验,不再独自冒险。或是托人介绍,或是乔装打扮,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里,同那些像黑三一样的人物讲交情,曹禺这样回忆说:开始,我是跟着中国旅行剧团的人去三等妓院调查,什么样的人物都看过的。好多妓女的话都是当场记录下来的。人家也奇怪,我说我是报馆记者。慢慢搞熟了,什么话都讲给你。我记得这样搞现场调查,整整搞了一个暑假。当时,我还得教课,是够紧张的。也带着靳以去,靳以就像方达生那么一种书呆子气。砸窑子,招待不好,就砸了,是常有的事。翠喜那种妓女是自由身,可以回家,其实她也跑不了,得给当班的印子饯。小东西就不准乱跑。土药店,土药就是大烟,土药店又称戒烟所。像个澡堂似的,一排排的床,都不是什么有钱的人,乞丐也来。满屋子抽得乌烟瘴气,有女招待给烧烟泡。

  他在调查时,被一位朋友看见了。于是便有谣言散布出去,弄得他无法解释。但他硬是把调查坚持下来,尽管遭受不少折磨、伤害,甚至是侮辱,但却使他获得了最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他写《日出》较之写《雷雨》,更是憋满了一腔愤懑之情,更强烈,更深沉。

  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剌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有时我也想,为哪一个呢?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地在一间笼子大的屋里踱过来,踱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愣着神,看看低压在头上黑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进了坟墓,没有一丝动静。我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内中有我最心爱的瓷马观音,是我在两岁时母亲给我买来的护神和玩物。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湿漉漉的,粘腻腻的,我紧紧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划起洋火,我惊愕地看见了血。污黑的拇指被那瓷像的碎片割成一道沟,血,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缓缓地流出来。这就是曹禺创作时的情景,这就是曹禺的创作个性。他那种执拗的恨在心头燃烧着,那种热烈而执着的爱也在燃烧着。而最后却是失望、悲哀和不尽的酸辛。情感的昏迷和创作的迷茫浑成一气。他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浸着血泪苦苦地思索、探求;但却探索不出一条智慧的路。尽管他熬过许多不平静的夜晚,读《道德经》,读佛经,读《圣经》,读那些被认为是洪水猛兽的书,也不能想出究竟来。他说:我渴望着一线阳光。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但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我还是年轻,不尽的令人发指的回忆围攻着我,我想不出一条智慧的路,顾虑得万分周全。冲到我的口上,是我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背通本《书经》的时代,最使一个小孩子魄动心惊的一句切齿的誓言:“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见《商书·汤誓》)萦绕于心的,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我恶毒地诅咒四周的不平,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这是他当时最真实的思想,最真实的情感,也是《日出》诞生的真正原因。他把一腔的愤懑都倾注在《日出》之中。他写《日出》与《雷雨》有所不同。巴金和靳以知道了他的计划,就催促着他交稿,就像写章回小说一样,写一幕刊登一幕,采取连载的形式。《雷雨》他前后酝酿五年,而《日出》却像个急就章。

  他原先计划,把《日出》写成契诃夫那种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他的确想学着契诃夫的剧本,以虔诚的拜师心情,做一个契诃夫的学徒。他那样写了,但他觉得失败了,他把这些底稿烧掉了。他心中在想着,这样写也可学得契诃夫的“半分神味”,但观众是否肯看,确是个问题。他觉得中国的观众,“他们要故事,要穿插,要紧张的场面”。这是他多年来在演剧实践中对观众心理、观众的欣赏趣味和习惯,进行观察和体验所得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他写剧本,总是想着观众,把观众的需求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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