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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羊诘还在文章后列表,对原本和改编本作了比较,可看出改动的具体情形,只可惜现在难找到改编本了,这确是一个遗憾。但从这次《新村正》改编,可看出曹禺的编剧技巧已经是相当熟练了。无论从思想或是艺术来说,较之1916年的旧本,是更为精湛而深化了。曹禺在这次演出中扮演吴仲寅(吴二爷)这一角色,原本写此人阴险狡猾,有手段,城府甚深,善于联络,官僚气派十足。此次改编,改为一个只知用人不肯受人利用,深通世故,胸有城府,有魄力,有胆量,聪明机警的绅士。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办公事屡受打击,他才改变计划作一个利己主义的信徒。曹禺扮演得极为出色,也许是他自己改编的,故演来更能得心应手。

  曹禺由于《雷雨》的发表和演出,他的影响逐渐扩展开来,接触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多了,自然,活动范围也大了。他作为一个文学新秀开始活跃在文坛上。1935年2月20日,他参加了有巴金、靳以等200人签署的《推行手头字缘起》,发表在《太白》半月刊第1卷第11期上。6月,为反对复古运动,维护新文学的发展,与老舍、巴金等百余名作家在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与出版》第2号上,发表了《我们对文艺运动的意见》。这段时间里,他和何其芳、李尧林、萧乾、毕焕午、沈从文等,都已成为十分熟悉的朋友。

  当然,他更多的是参加戏剧方面的活动。1935年3月,当王文显教授的《委曲求全》在北京协和礼堂公演时,他应邀参加;在清华大学公演后还参加了座谈,又结识了唐槐秋、戴涯、赵慧深、焦菊隐、程砚秋、徐露村。座谈会后,他和唐槐秋、马彦祥、李健吾四人合影留念。

  中国旅行剧团早已决定排演《雷雨》了。唐槐秋领导的这个中国现代话剧的第一个职业演出团体,聚合一批有志于话剧艺术的表演人才,得到这么一个好本子,真是如鱼得水。《雷雨》先在北平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秋天又到天津演出。唐槐秋和几个主要角色住在惠中饭店,演出就在中国大戏院。上座率是相当高的,曹禺颇为振奋,亲自看到演出效果,他有时就在演出时躲在后台为演员们提词。戏散场晚了,有时就住到惠中饭店里。唐槐秋对曹禺说:“万先生,《雷雨》这个戏真叫座,我演不少新戏,再没有你的《雷雨》这样咬住观众的。老实说,有这样的戏,才能把剧团维持下去。”“中旅”是职业剧团,他们得靠演戏才维持生活,所以唐槐秋最能体验《雷雨》对一个职业剧团的价值。当然,他也听到“中旅”在北平演《雷雨》所遇到的麻烦。淘金说:“国民党说我们这出戏有伤风化,儿子跟后娘偷情不会有好影响,少爷和丫头恋爱同样很糟,于是这出戏被认为是有害的。一个星期后,警察抓走了八个演员,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被戴上手铐脚镣,并遭到拷打,他们逼着我们跪下,打我们,要我们承认是共产党。”尽管曹禺经过禁演《国民公敌》的事,但毕竟不是他自己写的戏。这次,他的感受更深了,演戏写戏都是要担风险的。但是,“中旅”在天津的演出打响了,这对于曹禺来说就足够了。

  就在这个期间,李健吾写了一篇《雷雨》的评论,刊登在1935乍8月24日的《大公报》,这是第一篇很有分量的评论,他是带着满腔热忱,更带着一个评论家的客观态度来进行评论的。他说:“曹禺原即万家宝先生,《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说是处女作,立即抓住了一般人的注意。《雷雨》现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称誉它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他认为《雷雨》里“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是“命运观念”。他说这命运就“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错综的心理作用里”。他指出最成功的人物是女性,“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他说蘩漪是一个“反叛者”、“被牺牲者”,富于“内在的生命”。他还指出《雷雨》受了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希波里托斯》和法国作家拉辛的《费德尔》的影响。并且说:《雷雨》“很像电影”。但也中肯地批评《雷雨》在情节上“过了分”,还须“删削”那“无用的枝叶”。他赞扬“作者卖了很大的气力,这种肯卖气力的精神,值得我们推崇,这里所卖的气力也值得我们敬重”。

  不久,《雷雨》开始在上海也逐渐产生影响,先是由上海复旦剧社演出了《雷雨》,欧阳予倩导演,凤子、李丽莲、吴铁翼等主演。演出在宁波同乡会进行。演出前,赵景深先生请曹禺题字。赵景深回忆说:“曹禺因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便请复旦的老同学靳以(章方叙)来冒名顶替,我被曹禺瞒过,回信给他说:‘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连字也像他!’”但这次演出影响不大。1936年,“中旅”到上海演出了《雷雨》,在卡尔登大戏院,轰动了上海。曹聚仁在他的《文坛五十年续编》中说,《雷雨》的演出,使它与“各阶层小市民发生关联,从老妪到少女,都在替这群不幸的孩子们流泪。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有了他们所扮演的《雷雨》”。他说,1935年“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进入<雷雨>时代”。茅盾后来也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说的也是30年代中期《雷雨》轰动上海的情形。

  张彭春又一次邀请曹禺合作。

  这次的计划,是要把莫里哀的《悭吝人》搬上舞台。张彭春不愧是一位杰出的话剧艺术舞台上的实践家。从易卜生到高尔斯华绥再到莫里哀,这样一步一步地把国外名剧介绍进来。他仍然采取改编的办法。张彭春和曹禺共同商定了改编方案,由曹禺执笔。张彭春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边改编边排演边修改,十分紧张。

  似乎,曹禺旺盛的力量是永远施放不尽的。他以高度的创造性,把这个剧本中国化了,完全是中国人的姓名、地点、习俗、语言,把全部《悭吝人》都改造了。导演仍然是张彭春,由曹禺扮演主人公韩伯康(阿巴公),鹿笃桐扮演韩绮丽,舞台主任华午睛,化装吕仰平,布景设计林徽因女士。其它参加演出的还有徐兴让、房德奎、侯广弼、王守媛、张国才、严仁颖、李若兰等人。鹿笃桐回忆这次排练演出的情况时说:那时我在天津六中读书,把我找来,真是高兴极了。这个戏完全中国化了,戏名改为《财狂》,剧情也是中国味的。剧本中国化,主要是曹禺搞的,边改边排,稿本不是一下子搞出来的。他又负责改本,又参加排演,忙得很。看出来,张先生很欣赏曹禺。他确有独到之处,他很认真,一到排演场上,他就装疯卖傻,那是真上劲儿。曹禺的戏很重,他自始至终都那么认真,很不简单,下了功夫。眼睛是什么样,动作是什么样,台词怎么说,张先生导演很细致。当他认为曹禺演得好的时候,就拥抱曹禺,他对曹禺是喜欢极了。我们都常开曹禺的玩笑,说曹禺是“一朵花”,是张彭春的“一朵花”。他一进来,我们就说:“一朵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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