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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还在天津的时候,他就开始迷恋音乐了。来到清华,他对音乐就更喜爱了。学校有一个军乐队,有着各种乐器,大礼堂经常播放音乐唱片,供爱好音乐的学生欣赏。

  是一种十分奇妙的联想,每当他走到大礼堂前就想起天津的法国教堂,好像巴赫的弥撒曲又响在耳边。他又总是把辉煌的建筑和音乐联在一起,清华的大礼堂较之天津的法国教堂更令人赏心悦目,闪闪发光的金色的大门,耸立着高大的圆柱,半个球形的圆顶,显得格外庄重。门前的草坪一片葱绿,更显得它巍然静穆,似乎它本身就是一首乐曲。偏偏这里又经常传出动听的音乐声,他就成为到这里欣赏乐曲的常客。他陶醉在贝多芬的乐曲中,他特别喜欢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它的和谐、明朗、纯朴、愉快的旋律,好像使他置身在鸟语花香的田野里,呼吸着清新的沁人心脾的空气,沐浴着温煦的阳光,陶醉在人与大自然交往而引起的丰富的心灵感受之中。他欣赏音乐,从不去理会什么是乐曲的主题。但是,他喜欢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那“命运的敲门声”却能心领神会,强烈感受到那种挣脱黑暗的艰难和赢得光明的喜悦,那富于进取搏斗的旋律震撼着他的心灵。再有就是莫扎特的乐曲,莫扎特一生的遭遇,使他对这位音乐家肃然起敬。他惊叹他的天才,他同情他,他愤恨那个摧残压制天才的时代。他特别喜欢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是一种不可言状的情感交流,也许是它那雄伟的史诗般的风格和对希腊悲剧的感受交融起来,而它那种具有强烈探求的主题音乐,唤起他当时内心探求的激情。特别是它的第二乐章,时而愤怒咆哮,时而沉思静想,那种带有悲壮的戏剧性,诱发起他感情的缴荡。对巴赫的作品接触更多了,无论是他的《受难曲》,还是《b小调弥撒曲》等,都能引起他对人生的思索。曹禺更进一层领会到巴赫作品中的哲理意味。其他如海顿、舒伯特、肖邦的乐曲,他都有所领略。古典音乐的庄严肃穆,常常把他带进一种不可言喻的冥想之中,是美好的憧憬,是人生的思索。而对交响乐,它那严整而复杂的结构,更使他感受到高度的和谐和完整,是整体的把握,是境界的感悟。曹禺说,

  不知我怎么就又迷上音乐了。那时清华大学有军乐队,我跟一位老师学巴松管,但是很难吹,吹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学校里有很多唱片,我接触交响乐就是在清华开始的,我很喜欢莫扎特的作品,很抒情。听巴赫,听贝多芬的唱片,就慢慢地渗透进来了。我对西洋音乐很感兴趣,像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葛利多兹,花腔女高音,也是听得入迷的。记得是德国的古诺夫,在北京饭店演出歌剧《浮士德》,那是最有名的歌剧,从清华赶到城里去看。我既不会拉,也不会唱,但音乐的影响对我很深,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影响。他的同学陆以循回忆说:家宝在清华就喜欢音乐,在乐队里吹过巴松管,大概是他已经上三年级了。他比我高两个年级,我们又住在一间宿舍里。我一进清华就热衷学小提琴,在城里跟一个俄国老师学,家宝跟王龙陞老师学巴松管。当时清华还有一个德国老师古普柯教钢琴,一个俄国老师托谋夫教小提琴,清华乐队搞得很红火。家宝对我学小提琴很支持。我当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去搞音乐了,考试能通过就行了。家宝很赞成我的做法,他是很热情的,也很诚恳。他以为一个人热爱上一种事业,就搞下去。他觉得考试不是很重要的。

  音乐对曹禺的影响是潜在的,对音乐的感受都渗透在他的艺术细胞之中。他自己说,这种音乐影响说不清楚,其实音乐对他的艺术的和谐感、节奏感、结构感都有着潜在的陶冶。可能,人们会想到他的《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不仅可看到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影响和启示,还特意安排了巴赫的HighMassinBMiuorBenedietusguiVenaitDominiNomini,大风琴伴着合唱颂主歌,教堂外边的钟声从远处传来,使序幕具有浓郁的肃穆的氛围,把观众引入剧情之中。后来的《日出》的打夯号子,也是把音乐插入戏剧的尝试。但曹禺的音乐感是更深邃地渗透在他的戏剧情境、戏剧结构、戏剧节奏和戏剧语言之中。这些,倒是只能意会而不好言传的。

  当曹禺正在尽情享受着读书的欢乐时,他怎知道,清华园也并非是一座“世外桃源”。这座闻名于世的大学,历来就充满着斗争。国内政局的变化总是在清华反映出来,单是1911年到1928年,17年间,校长就十易其人。军阀政府每改组一次,就要更换一次校长,而师生同当局的斗争,也加速了校长的更迭。曹禺还未进校之前,1930年5月,清华师生曾掀起“驱罗”运动。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支持下推行党化教育,独断专行,视教授为草芥,激起师生愤怒。趁当时各派军阀“中原大战”正酣之际,阎锡山、汪精卫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一时失势,便发动了“驱罗”运动。清华学生代表大会提出“请罗家伦自动辞职”议案,罗家伦悻悻而走。紧接着又有师生抗议阎锡山派乔万迭出任清华校长的事件发生,乔万迭未能上任便被清华人赶出清华。1931年,蒋介石利用奉系军阀驱散了阎锡山、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便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副教务主任吴南轩派做清华校长。他口口声声说“受命党国”,一到校便施展为清华人所深恶痛绝的个人专横手段,于是又展开了一场“驱吴”斗争。在这次驱吴运动中,曹禺也参加到师生斗争的行列里。他参加开会,参加罢课和请愿活动,直到把吴南轩赶走。这使他第一次尝到民主的胜利和欢乐,也感受到学生自己的力量,他觉得清华人热爱自由和民主,对独裁专制,对所谓“党国”统治是决不能容忍的。

  对曹禺震动更大的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整个清华园都震动了。全校同学几乎都跌入一个空前灾难的悲愤之中。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清华学生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开展了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同时,建议北平各大学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随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十分恼火,于9月21日召开了北平军警宪和各校负责人会议,通过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四项决议:禁止学生罢课;不许学生结队游行;学生讲演应以三五人为限;学生开会得经校当局批准,并由警察参加“保护”等,这更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学生代表组织代表团到南京请愿。

  在这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中,曹禺爱国热情也越烧越旺。他对当时少数右派学生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深为痛恨。特别是对一个尚××,他憎恶透了。他说:“我当时对刘××,尚××这些人很反感,国民党不是个东西,大家抗日热情那么高,少数败类就唱反调,就是那个尚××,他混在请愿团里,孙浩然等同学从南京回来,说尚××对蒋介石百依百顺,把大家都气坏了。”

  孙浩然对此回忆说:

  “九·一八”之后,我们去南京请愿,当时我负责交通联络。到了南京,被安排住在中央军校,上海也有学生代表来,国民党采取各个击破。当时我们绝食,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接见我们,还拿出饼干给我们吃,大家都不吃。蒋介石讲了一套什么先安内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的鬼话。在我们请愿团里有个叫尚传道的,是个国民党,他坐在第一排,蒋介石讲完了,他就站起来说:“蒋委员长的意见,我们接受,完全接受。”这把大家气坏了,他同谁也没有商量就这样做了。这个人是政治系的,毕业后进了政界,长春解放时被我们俘虏了,当了战犯。家宝也知道这件事。我好像记得他也去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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