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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在南开中学的瑞廷礼堂中,观众挤得满满的,由于《国民公敌》的成功,观众对剧团、对导演、对演员充满着高度的信任感。因此,观看演出的,不但有学校的师生,有的家属都闻讯而来了。也许是曹禺在自己家里就受够了那种抑压的气氛,因而,对娜拉那种不断增强的专制压抑,有着亲身的体验,帮助他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中去。他把全身心投入进去,他动作的节奏、幅度,在舞台上成了为角色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动。他的朗诵也是杰出的,他曾下过苦功进行台词训练,爱伦·特蕾的台词唱片,他反复聆听过,潜心领会过,如今,在舞台上娴熟地表现出来了。特别是他的声音,具有一种魅力。他的表演使观众倾倒了。演出后校刊报道说,1928年10月17日晚间,“新剧团公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A Doll′s House),观客极众,几无插足之地”。“此剧意义极深,演员颇能称职,最佳者是两位主角万家宝和张平群先生,大得观众之好评”。鲁靭是这样回忆《娜拉》演出的:曹禺演的娜拉,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这个戏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在新剧团里跑龙套,从旁边看得更清楚。我敢这样说,现在也演不出他们那么高的水平。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我这个结论,你们是下不出来的,别人没有看过他的演出也下不出来,只有像我这样看过的,才能得出这种毫不夸张的结论。到现在,这样好的艺术境界、艺术效果是很难找到的。他把娜拉和海拉茂夫妻间的感情,甚至她的感情分寸,都很细腻地精湛地表演出来,这就不能不令人倾倒。像伉鼐如、张平群都是大学教授,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现在哪里去找。张平群是德国留学生,娶了个德国老婆,但这个德国老婆走了,正是那个时候,他是有那种感情体验的。曹禺也是很有修养的。那时,他演戏是用全部身心来演的,他不是职业化的演员,他不会那套形式,但凭全身心来演,就更加格外真实感人。由于这些演出,曹禺深得师生喜爱,人们都亲昵地把他称作“咱们的家宝”。而曹禺和南开新剧团的伉鼐如、张平群、吴京、李国琛等人被天津市的文艺界誉为“南开五虎”。曹禺回顾《娜拉》的演出时说:“1928年10月公演了易卜生名剧《娜拉》,由我扮演娜拉,张平群演娜拉的丈夫海拉茂律师。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当时《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注意,演出后报纸上纷纷刊载评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对于曹禺来说,他十分留恋这段戏剧生活,他感谢南开新剧团,感激张彭春老师启迪了他对戏剧的浓烈兴趣,使他得以深入戏剧堂奥之中:

  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和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当然剧作家不都是走我这样的道路。当然,并不是每个剧作家都要走曹禺这样的道路;但是,他走的却是一些伟大剧作家走过的路。莎士比亚、莫里哀都曾有过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而曹禺,正是在这样的演戏生活中通向他自己的戏剧创作道路的,可以说是一条最好的达到成功的道路。

  【第九章 人生的探索】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

  二马路上,穿起长袍马褂的男孩和扎起红头绳的女孩子在嬉戏着,爆竹声间或响起来,空中飘来阵阵香味。万家公馆也打破了平日的宁静,二楼通向平台的小餐厅的门关起来,挂起帷幕,临时放上祭祖的桌子,把祖宗的牌位供上,蜡台、香炉都擦拭得银光闪亮。

  一放寒假,曹禺就从学校回到家里。他是无须操心的,他从来不问家里的事,治办年货,清扫房屋,擦洗器皿,自有继母指使着仆人去做。他仍然躲在他的房间里,去读他的书。年三十了,德尊老早就让仆人告诉家宝,陪他去澡堂洗澡。他从小就带着家宝洗澡,如今儿子已经成了大学生,他仍然保持着这个老规矩,大概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吧!不过,现在又多了一层含意,轮到家宝来服侍他了。

  洗过澡,通常又该理发的。正在理发的时候,德尊忽然觉得头痛,似乎他已预感到什么,便急着把家宝喊来,把他送回家去。抽大烟的人,都以为只要抽上几口烟就能百病皆除的。当继母把烧好了的烟泡放到烟枪上,送到德尊的手里,他刚刚拿起来要吸的时候,便突然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了。连抢救也来不及,就这样猝然去世了。

  万德尊曾经得过中风病,不过因为抢救及时,病情又轻,很快就痊愈了,也没留下后遗症。得过这种病是要格外小心的,一是要注意休息调理,不能过分劳累;二是不能生气。但是,要德尊不生气是不可能的。就在前几天,因为债务的事,他又生气了。发过脾气之后,就抑郁寡欢,成天阴沉着脸,家里人看惯了,也未能引起注意。谁也没想到他死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他的猝死,对万家的打击是太突然太沉重了。全家都不知所措了。继母是个能干的妇女,如今她哭得死去活来,根本就顾不得别的事了。大哥家修生性软弱,一点办事能力都没有,加之平时他对父亲的怨恨,指望他办丧事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曹禺了。可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书呆子,突然让他去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真是够难为他的了。

  生活的教育比书本来得更深刻。读十几年的书,往往不及一件亲历的事实教训更直接,更深刻,更有力。

  平时万公馆里常是宾客盈门,吃啊,喝啊!在德尊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曹禺从小就看到这些亲朋故旧是怎样陪着父亲吃啊喝啊!怎样地送上笑脸和献上殷勤。他以为临到父亲亡故,求求他们来帮帮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曹禺那里懂得人情世故,他挨家跑遍了,去报丧去求援,结果呢?迎接他的是一张张熟悉而突然陌生的脸,是冷漠的眼色。如果说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也不符合事实,可以说他得到了对他一生说来都是十分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真实相,世人的真面目。曹禺是这样回忆父亲的死的:我父亲死后,亲朋离散,那时,我才19岁。他是因为债务生气,一着急便死去了。是我去报丧,都是由我跑的。所有的人对我报丧都不起劲,除了李仲可,别的人都不来过问了。家庭一败,立即脸就变了,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吗?我以为这条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真像鲁迅经历的那样,家庭一败就完了,找谁谁都不管,真是可怕的啊!这种体验是平时不可能得到的,这种人生的体验对我来说是太深刻了。

  这次遭际使曹禺想得很多很多。如果说,他在南开新剧团演戏是在体验戏剧里的人生;而这次,就在体验着人生的戏剧了。不过,后者要比前者来得不知深刻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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