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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陈毅虽然知道国务院公务繁忙,特别是外事工作不能中断,但要他向造反派检讨,没错而承认有错,他想不通,看着周总理疲劳、憔悴的神情,陈毅答应考虑。

  一天下午,中央召开例行碰头会,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当中央文革小组的“左派”们喋喋不休地质问和声讨时,陈毅、叶剑英发现一向精力充沛的周恩来总理竟打了瞌睡,十分震惊!两位元帅在回程的汽车中心情沉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念:我们要分担责任,可不能眼看着周总理累垮了!这种形势下,没有周总理不行啊!

  陈毅立即找到周恩来表示:他检讨,一定深刻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和信任,把外交部工作搞好。

  周恩来非常高兴,叮嘱陈毅:检讨不要太长,写好先拿给我看看。

  形势日趋恶化。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鞭打致死;分管经济几个重要部门工作的谷牧、余秋里被造反派抓走;周总理派人去要,造反派顶住不给,……每想到国家的命运;几亿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党的干部遭受的摧残;一向刚毅、豪迈的陈毅,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心,坐立不安,夜不能眠。

  1967年1月4日,陈毅参加完碰头会,回家已是半夜,突然一声声“打倒陶铸”的口号震颤夜空。陈毅立即打电话询问李富春:“打倒陶铸”是否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李富春告之不是。陈毅悲愤至极:一位副总理,现任的党内第四把手,又是这样不经中央集体领导决定,随随便便点名批判?!

  还有什么党纪国法!要是按陈毅的脾气,立那去找造反派辩论,但考虑到对周恩来总理的许诺,不能再给周总理添麻烦,陈毅强压怒气,彻夜写检查直至天明。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会场实况广播的学生。

  陈毅念着自己的检查———份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语调沉重,态度虔诚。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作了总结,全场掌声如雷。为总理对外事上的信任,也为陈毅的检查过关。

  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依次走进大会堂四周各厅,与学生们一一见面。

  陈毅军装整齐,胸挺得笔直,步子稳健有力。如果留心观察,他的微笑是严肃的,目光是凝重的,他不象一位得胜还朝的将军,倒象是卸去沉重枷锁,准备投入更严酷斗争的勇士。

  1967年1月5日,上海造反派相继夺取报社和市委大权。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刊载的夺权宣言。12日,《人民日报》套红刊登了中央发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轮番接见造反派,集中宣传夺权!夺权!!夺权!!!

  一时间,夺权的黑风扫荡了中国大地。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身边留下“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纸条,吞服几十片眠尔通,含恨辞世。

  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被打倒后,人在何处,是生是死,周恩来多方查问,均无消息。

  1月6日,刘少奇主席突然接到女儿婷婷的电话,说姐姐腿摔断,必须父母签字才能办住院手续。刘少奇夫妇不知有诈,王光美急忙登车赶往医院,半路就被造反派劫持到批斗会常几天后,一个深夜,造反派突然冲进贺龙元帅的家中。幸周恩来将贺龙一家接到中南海,住在自己家。

  偌大的北京城,唯一尚未被造反派染指的中南海,其西门、东门,也先后被造反派冲开5次,均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好一番苦劝,才得以维持起码的秩序。

  这些天,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除了必要到场的外事活动,他几乎足不出户。他第一次从报上看到上海夺权的消息,异常吃惊,而现在夺权“风暴”已席卷全国了……难道党已经彻底变质?各级政府彻底变修?非彻底夺权不可?!果真如此,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十七年的建设成就岂不全部否定了吗?!陈毅想不通。然而,毛泽东支持“夺权”,在毛泽东的严威之下,谁也没办法,“乾纲独断”啊!

  陈毅无法阻挡夺权的风暴,但是,他还是政治局委员,还是外交部长,他还可以在自己能够管辖的范围内,尽量地减少损失。

  1月19日下午,按照与总理商定的办法,陈毅亲自打电话给外办副主任李一氓,嘱他迅速组织外办工作人员“夺权”,以免外事大权旁落,造成党和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

  上海开了夺权的先例,军队院校造反派有中央文革支持,有恃无恐,无所不为。为了稳定部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看法一致: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无论如何不能乱。

  林彪当场也表示赞成。1月初,中央军委向部队发出指示: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能搞大民主,不能成立战斗队,不能搞串联。但是,仅仅过了几天,林彪态度突然改变,竟批准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公开见诸《解放军报》。

  军队又面临巨大的冲击。

  1月19日下午,在总政召集的各大军区主管干部会议上,江青、陈伯达到场,突然发难,给总政主任肖华扣上“资产阶级政客”的大帽子,并逼迫肖华在当晚8时举行的10万人大会上检讨。是叶剑英报告了毛泽东,才制止了批斗总政主任、大乱军队的阴谋。

  1966年11月份,叶帅、刘帅、聂帅均住在北京西山,陈毅与徐向前经常驱车前往,这几位为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奋斗几十年的老战友,时有会面,一起议论政局,商量稳定军队的办法。

  1967年1月24日晚,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闯”进林彪住处毛家湾。

  徐帅把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告诉林彪,主张军队必须稳定,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同意由军委发一个文件,并请叶帅、聂帅等来共同研究。紧接着就去钓鱼台中央文革研究,并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到钓鱼台开会,共同研究通过后,送毛泽东主席审批。毛泽东提出增加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并提议交给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1月28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最后形成的军委八条命令,乃迅速发往全军。

  外交战线上的混乱局面还在发展,而且波及驻外使领馆。陈毅担心在国际上闹出大事来,2月6日,陈毅批送周恩来一份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呈送主席。2月7日,毛泽东签发了这份电报,即外事口的“二七”指示,从而稳住了驻外使领馆。

  为了慎重,不让造反派抓住辫子,陈毅又找来乔冠华、宦乡。陈毅说他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上。陈毅布置他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如:不得揪外国人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宣传品;不得强迫外国人背语录。

  要想方设法使中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陈毅想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报送中央,请毛主席批准,照章执行。

  此时,陈毅在与诸老帅的交谈中,都有一种决战逼近的预感。他们为顾全大局,曾一忍再忍,一退再退,现在已被逼上最后一块阵地。几位老帅无力改变领袖的决心,但是,他们能决定自己的选择。他们已在不同场合站出来正面他讲了许多告诫青年人的话,但是,直接地面对面地斥责造反派的重要头头,还没有人轻试。陈毅首先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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