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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


  这些事,不仅是政治局委员陈毅事先毫无所知,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有的事先也不知道。今天的事,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后才知道的。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么不令陈毅震惊和担忧!

  6月初,《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这一来,北京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闹开了。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上街的学生乱哄哄,阻碍正常外交活动的情况屡有发生。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陈毅态度鲜明:对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积极进行的,但如此冲垮党委领导,乱揪乱斗,造成社会混乱,他有不同意见。陈毅得到了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的消息后,当晚召集国务院外办中共党组会议,具体商定工作组成员名单,向外交系统迅速派出8个工作组。

  然而,工作组进驻各外事系统不到一周,各单位造反派贴满了轰赶工作组的大字报,仿佛有人统一布置的一样。

  陈毅每天听取各个工作组汇报,不断提醒大家:“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我是投的赞成票。你们一定要挺住,坚信党中央的领导。”“中央的八条规定,一定要坚决贯彻落实!”

  1966年6、7月,全国大乱,中共各级党委受冲击,大半冲垮或处于瘫痪状况。外交部党委在陈毅主持下,始终行使着领导权。机关干部坚持工作岗位,业余时间搞运动,保证了国家外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然而,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外事口所辖大专院校的学生冲垮校党委、哄赶工作组,并计划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揪走资派”,以造成国际影响。

  对文革小组幕后挑唆学生企图制造国际事端的阴谋活动,陈毅非常恼火,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他义正辞严地进行斗争:“既然中央把召集这次大会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不怕负这个责任!谁要冲击大会,就是现行反革命,我陈毅绝不会客气的!”并在周恩来的布置下,采取了有力的预防措施,保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顺利地举行。

  运动发展到7月中旬,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为另一方,日趋剧烈、尖锐。争论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究竟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

  大约在7月16日晚间的政治局会上,双方都拍了桌子。

  陈毅支持工作组,愤起辩驳。陈伯达大骂陈毅派往对外文委的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并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想不通,他曾询问陈毅,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满脸不高兴地说:“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乾纲独断”这就是陈毅1966年8月对中共全党政治形势的见解。

  ①姬鹏飞1982年11月与《陈毅传》编写者谈话。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按照政治局规定,只传达到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然而,中央文革却把大字报内容很快泄露给造反派,并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发起进攻。

  汇集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特别是各盛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个个优心忡忡,满面愁云,谈起各地运动情况,没有不摇头的。

  他们这次来,是向中央告急的,都关切地询问“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日期,因为按中央原先布置:“文化大革命”只开展3个月。

  不料,得到的答案是异常严酷: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发表后,大家感到吃惊、不解。紧接着是政治局改选,副主席只保留林彪一人;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史上绝无先例地增加了一个“最亲密战友”的特殊称谓。看来运动不但不会结束,还会更猛烈、更疯狂地开展下去。

  陈毅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航道,他个人无力纠正航向。但是,他要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保持外事口的稳定。他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过:“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外事口各单位批斗工作组,陈毅总要为工作组承担责任,讲公道话。鉴于每次讲话后,造反派攻击陈毅的声势越轰越大,许多人劝陈毅不要出面讲话。方毅专门请秘书转告:“陈总不要再多讲话了!”“陈总不能倒,陈总一倒,外事口就会象快刀割韭菜,一倒茬。”陈毅的回答是:“人家劝我少讲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可是我压不住,还是要讲。见到问题不讲,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第二外国语学院批斗工作组时,陈毅赶到会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派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们整死,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不如把我陈毅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

  面对造反派“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的斥责,陈毅义正辞严地答复说:“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陈毅的举动,当然会被某些人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障碍。有人开始操纵造反派集中火力向陈毅发起围攻。

  在围攻中,陈毅大义凛然地说:

  “你们说我是黑帮头子,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你们懂什么叫机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如果敌人今天来了,我们每个人发一支枪,我陈毅打得绝不会比你们差!也绝不会开小差!告诉你们,我是外交部长,没有罢官之前,我就是要掌握这个领导权!你们要我交权,办不到!老实说,我对你们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给你们!”

  8月下旬,北京城里有关陈毅的流言蜚语猛然增多。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造反派列举的材料,不少均为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篡改,或断章取义;陈毅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发言,也被造反派大段摘录,公布在大字报上。陈毅十分清楚,是中央文革乱抛档案,不断给造反派提供炮弹。

  当然,炮弹也有带糖衣的。在文艺界召开的宣传大会上,江青亲自把陈毅的夫人张茜请上主席台并向到会群众热情引荐。陈毅明白江青的潜台词:只要你闭上嘴,只要你不再出来讲话,老账一笔勾销,你还是稳坐主席台的陈毅。

  对当时他个人处境的分析,1971年,陈毅在301医院住院时,曾经和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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