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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由此可以看出,赫与毛谈话着重于高兴我们还愿意要蒋介石,而不高兴我们所作改革政策的本质批评,这十分明显。陈毅反复深思,完全判明赫尔利所代表的美方的意思:赫、毛、蒋签字是第一步,第二步国共双方会面,第三步把每月2万吨物资让美国航空队先动用,以其残汤剩水分一点给我们,叫做“公平分配”。接着就大批撤胡宗南军队南下(这一点于我有利),同时要我在敌后反攻。所以美方的意思仍是以极廉的代价而达到大量化费中国、特别是化费我们力量的目的。这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得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的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十分漂亮。陈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蒋介石走第一条签字的路,反而于我不利;采取蒋介石不签字我们就拖下去的办法,反而于我有利。

  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不理赫、蒋,自己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会给人以口实,不利于争取大多数。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就汤下面”。这是掌握时局中心的办法。

  陈毅认为自己已经把这个问题想透了。赶紧给毛泽东写起信来。他先从中国的历史故事说起。他记起明朝末年多尔衮致史可法书提到:“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同时又替吊死在煤山的崇祯发丧,这一着十分厉害,瓦解了当时的反满阵线,清以200余万人口、40万军队征服了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我党抗战以来,亦是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使国民党“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非常对。过去蒋介石利用剿共去“就汤下面”,搞掉各省军阀,也非常成功。因此,目前为照顾美国以及英国,照顾中间层,照顾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及其军队,仍不宜吃急酒,抛开他们搞我们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样拖下去,等待蒋帮的变化,等候德国坍台后苏联的出征远东,而我争取一、二年的大发展,水到渠成,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

  陈毅在十行笺上书写,一连写了13张,总算搁了笔。立即派人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用旧报纸糊制的信封装着厚厚一叠信纸,拆开就看。他聚精会神地一连看了7页,看到信上提出的目前需要的行动时,习惯地拿起毛笔,边看边圈点起来:“……因此目前要周、董回车”(圈)。“再派一人回去”(圈)。“五个原则暂作悬案”(圈)。“同时我不入阁”(圈)。“忍耐等待”(点),“直到他断气送终”(圈)。“最好能打通交通”(点),“送一批人去两广、湘、赣”(点),“则较之入阁其利十倍”(圈)……毛泽东悬笔凝神,细读着陈毅总结性的话:“以上我的意见:肯定蒋无望,蒋不愿自救,美救亦无望。我们照顾各方以逐渐去取得全国,吃急酒不好,拖好。我们以大力急求解决的姿态,达到拖死蒋,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毛泽东句断了最后一个圈,再在信封下写了一个“存”字,重重地在“存”字的左下角打了一个弯钩以示重要,便交秘书处存档。

  陈毅很快收到毛泽东的回信:

  “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第四节 准备反攻

  由于恶劣气候的影响,周恩来在重庆等了几天才飞回延安,包瑞德同行。

  包瑞德此时作为赫尔利的代表,力图说服毛、周接受国民党的3条“对案”。

  毛、周表示对赫尔利出尔反尔的态度难以理解,并且告诉他:“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毛泽东还告诉包瑞德:“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于是,成立解放委员会的问题便提到中央全会的议事中心来了。12月9日主席团召集了一次中央全会对此作专门议论,一连两个晚上,会议都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毛泽东号召大家多从反面考察问题,这样就能更全面地照顾到问题的各个侧面。

  前些时候还不主张“吃急酒”的陈毅,一下变成了主张建立解放委员会的“激进派”。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了以下意见:“成立解放区联合会,我认为不是战略的国共合作抗日统战方针的改变——这仍不能变,但应承认是策略上的一个面目翻新的大的跃进。这是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新阶段。这标志着由国共平衡向共强国弱的大角度的转变,这个转变,目前时机业已成熟,不宜迟误,即是它已有足够的物质基椽—假若不成立,仍就停顿在旧的口号组织形式上,可能落后于形势,于加强自己组织反攻大有妨害。”

  陈毅为了避免“吃急酒”,他又提出了相应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配合。

  但是,由于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形势已经日益迫近,中共“七大”准备召开,经历了17年斗争的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即将于最近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主席团经过多次研究,决定把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及国共谈判的问题放一放,待“七大”开了再议,陈毅的几番动议也暂时存档。这时,已是一年将劲岁序更新之时,中共中央于1944年12月25日发出了《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在其14条重要指示中,有两条似已回答了陈毅给毛泽东的信:“(十一)最近8个月,中国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这一条似已同意陈毅的分析。

  “(十二)许多人赞成组织中国解放区联合会(不称政府),以便加强解放区工作,影响大后方及沦陷区人民,促进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但时机尚须考虑。”这一条告诉陈毅“暂缓”。

  “指示”还特别提到:“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这是准备大反攻的根本物质条件,特别是军队的建设,更是中心,更需要扎实的工作。

  陈毅对中央这个指示极感亲切。事实上自从他来到延安以后,中央军委仍要他和刘少奇继续负责指导华中新四军的斗争,有时还应邀参加军委的会议和工作。他在加强部队建设、军队整训、尤其是准备战略大反攻方面从不吝惜耗费心血。他起草了许多函电,其中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或以毛、刘、陈的名义,或以刘、陈的名义下发。

  1944年6月间,他曾奉命和刘伯承、聂荣臻一起对毛泽东起草的一份《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提意见,接着毛泽东修改后,再次请他们提意见。毛泽东的来信说:“陈、刘、聂三同志:此件根据你们意见已补充了,虽长三千字,但较充实些。唯其中民兵、干部、训练方法等项,具体办法是否恰当,请再一阅,提出意见,凡不大妥者均请指明,以便修改。”

  这件中央指示,几经修改,于1944年7月1日颁布,成为中共建军史上一个重要文献。当时为了使这一普遍性的指示更能适合华中新四军的特点,陈毅又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委托,以毛、刘、陈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给华中新四军的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要“打破常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练兵方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要加强旅、团、营级干部的“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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