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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陈毅等研究了四师发来的电报后,乃致电中共中央,说明韩德勤的力量已歼灭殆荆彭、邓近日与韩会谈,韩站在其本身利益上,已愿与我私合,韩本人估计,若能迅速与我谅解,则仍能保持其省主席地位。韩为其本身利益,可能与我靠近,不积极策动蒋派部队东进。因部队小,东进便无用;部队大,则不可能东进。即令东进,韩将因控制不住而自危。韩此时最忧虑者,即为期日久问题扩大,本人虽能自由,其前途终被牺牲。我们主张与韩成立协定,进行私合,应迅速释放。如韩背约再行反共,彼力量既小,又在我掌握中,易于制服。同时王仲廉等东进决心必更动摇,蒋虽坚持也无能为力,故我们主张与韩成立妥协,释韩要快。

  电报发后,陈毅便夜渡洪泽湖,到达四师师部。他听取了彭、邓的详尽的汇报后说:韩德勤被俘,最怕杀他,其后见我不杀,则力谋保持其江苏省主席地位,故多方哀求央说。此点可以利用。因此,可以答应他在今明两日内在我控制下先行恢复电台。这样,一面便于侦察重庆态度,一面因韩未下台,则重庆方面就不便以汤恩伯取代之,而汤因未得江苏省主席位置就不愿用自己的主力东进。这样对我更为有利。韩在我掌握之中,文章更好做。陈毅的见解,彭、邓表示完全赞同,便去落实。

  于是,陈毅向华中局和中共中央作了如下内容的汇报:

  韩求我以巩固其地位之动机露骨而明显。我们已恢复其电台先与顾祝同通报,并将其真情告顾。第一、二两电已发出,尚未得复电。据军部通报,汤恩伯已将韩被俘消息报蒋,重庆反共集团正酝酿两种江苏地盘之斗争,一是与我党之争,一个是抢主席之争。据此,我们建议,应在蒋对韩决心未下之前,自动送韩出境,其好处可以进一步利用反共派内部冲突,使蒋感到棘手,或可改善何、顾、韩等对我之关系,对华中反共实力最大之汤以打击,维持着汤恩伯、韩德勤、李品仙三派的冲突,在华中对我亦有利,同时更可能使国民党军人及士绅阶层对我有好感。假如再不释放韩,将来释韩,徒增恶感。且蒋也不至于即将韩之主席撤掉,因有何、顾等之说情。且根据与我摩擦之孙启人等,于释放回去后即行复职,预料蒋似以韩在苏北敌后坚持,前年兴化之恢复,韩曾要求将省政府移苏南,蒋未准。因此,日内即送韩到王仲廉部中去似为上策,只着重对蒋、韩等采取分化争取,则不必附带释韩条件,更可表示我态度。

  如何,请示,以速为妙。

  *

  可是,饶漱石等却发来电报说:“我们主张暂不释韩。”陈毅不得不重申速释韩的理由。

  3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示:同意陈毅所提办法处理韩问题,如陈估计韩留苏北比较有利,韩去路西反而不利时,即可使韩留苏北。但不论如何,均必须与韩订立一个秘约方不上当,对王仲廉须先礼后兵,不须急打! 31日,刘少奇又电告陈毅:29日何应钦与周恩来、林彪谈话,提出韩德勤被俘事。周答,韩违约到运河西,并向我进攻,捕杀我人员,致引起冲突,不料累及韩本人,后即发还人、枪,礼送韩出境,国民党方面对此事虽已模糊知道,但尚无向我提出稍微严重的交涉与条件的表示。你们让韩德勤与顾通电,此事可能向重庆方面敷衍过去,汤恩怕已令王仲廉主力开回路西,留一部在路东收容韩散兵。

  陈毅认为一切条件均已成熟,遂于当天约韩谈话。韩一见陈甚喜,欣然出迎,并愿共同摄影,成立文件以示互信,然后滔滔不绝地检讨了自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直至山子头被俘的许多问题。陈毅也以民族大义和具体事实予以开导和批评,然后双方议论了一些事项。韩留其参谋长代表其副总部,彭雪枫代表新四军会商,成立协定,议定事项,分交陈、韩核准,再由陈、韩交换一封信,以示同意,即付实施。

  4月1日,韩来回拜,陈毅与彭雪枫、邓子恢设宴为他饯行。宴后,四师备了牛车将韩送归,韩留其参谋长接受俘获之人枪等事。韩提出借钱,陈答应送给8万,井送还了他的手表、皮包和手枪。韩德勤愉快上路。就在当天,韩的代表吕汉劲和彭雪枫签订了《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

  于是,陈、邓、彭联名将对韩处置情况及协议等具报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其中特别提出,从国共双方大局及韩德勤的表现出发,仍本友好合作态度,进行政治争取,一面提高警惕,不被麻痹,作有力控制,则可能争取韩为有利时局之一员。对其立足地,拟划众兴以东、淮阴属来翁集以西、老张集八集以南、运河盐河以北地区给韩,以衔接到曹甸原防,但不能危害我之战略利益。

  电文中还说,韩在苏北计5年,最初辖有1个军、3个师、10个常备旅、10个保安旅,迄今总崩溃,转而求我,不能不是反共专家的切身教训。只有力量可以制服反共,也是一个证明。今后韩或积极寻我报复,或转而带一些觉悟,听韩自择。力量与政治争取必须双管齐下。

  在这次捉放韩德勤的斗争中,陈毅历史地分析了韩的实力变化情况,全面地考察了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的矛盾,果断地作出决定。实践证明陈毅的决断是正确的。不久以后,韩德勤把他的副总部和江苏省府搬到了安徽阜阳,而蒋介石的反共大军未敢东进。

  第五节 “黄花塘事件”

  陈毅从1941年9月28日离开军部去淮海、经皖东到淮南,直到1942年1月9日才回到军部。此行达103天,现在凯旋了,但人也病倒了。由于公务浩繁,睡了一天又得起床工作。1月13日晚上开会,由陈毅报告淮海区及四师、二师的情形,到零点才结束。

  就在这天,中共中央又有电报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这项通知已经是第二次了。华中局乃回电中央:“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于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于1942年1月20日在阜宁县单家港举行,历时一个半月。陈毅作了军事建设方面的总结报告。刘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大会总结报告中最后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刘少奇于1942年3月19日在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离开了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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