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77)_杨公素

七七

　　§姚登山昙花一现

　　姚登山原在印度尼西亚当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他在我驻印尼使馆闹“文革”，波及印尼华侨社会，受到印尼的攻击，他维护国旗挨了印尼不法之徒的打骂，他奉命撤退回国，一时中国印尼关系恶化，他成了“红色外交战士”，上了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在照相时他居然站在中间，左手挽着毛主席，右手挽着林彪。这张像一登报引起很大反响，我们都认为他太不自量了，可是大多数造反派、极左分子就把他捧上了天，认为他受到毛。林两位统帅的重视，是他们造反派的当然领袖。他带头到各部去砸政治部，闹得天昏地暗。这些都是我在医院时伍仪瑜告诉我的。同院住有我的老朋友辛志超，他是政协副秘朽长，人胆小，对于“文革”不敢置一词，只对我说“打倒牛鬼蛇神”这个口号提得好。章汉夫也因病住院了，对他的大字报不多，因他早已不是常务副部长了。不久乔冠华被打伤住院，他对我说，毛上席最近对王的八七讲话有批评，大势可能好转。他是外交部被斗的对象之一，造反派罚他在王府井卖小报，是周总理出来制止，说外交部的副部长在街上卖小报对外影响不好。他住院时龚澎和其女儿常来看望。

　　我在1967年9月间开刀动手术，切去胆结石，那时“文革”一闹，医院常出事故，这次我动手术受到医院重视，请来协和著名专家会诊并在场保护。11月出院，休息一周后即去参加“文革”学习。那时旧外交部东楼几十个房间都被各驻外使馆的造反派、战斗队占领。由各使馆的造反派主持，我们这些大使、参赞是挨斗挨批对象，开会时听训话，不许随便发言，所谓学习就是挨批。那时新花样太多，一时不管是传来伟人领油讲话，还是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登的文章都要学习，其中凡有黑体大字的就表示是毛主席的话或批改的，更要好好学习深刻领会，认为重要的还要游行示威、结队上街高呼口号表示拥护。那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一时反苏修的在全中国浪潮刮起，我们随着战斗队组织的游行队伍，上街大呼打倒苏修口号，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门前而过。

　　各单位派来军代表，要各派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运动。转眼过了1967年，到了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审查领导干部的历史，我馆的战斗队就把我扣留在老外交部后面的红楼老房子里，同李钊关在一起。他是驻尼使馆二秘，不知什么原因把他扣起来，我们不许交谈。

　　同时在这楼上被扣留的还有姚登山、姚仲明。姚登山原是红色外交战士，为什么也被拘留审查，这个红极一时的人物也作了阶下囚，我不大理解，但这种事在“文革”中太多了，一批一批的人物，你方演罢我登场，像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眼花缭乱。但有一点，似乎人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手里。

　　3．我也被造反派扣押

　　当时抓叛徒的风气很盛，到处出现了叛徒，内奸，我被扣是因为怀疑我是叛徒，或者内奸。战斗队造反派在夜间开了我几次会，查问我的历史，当叛徒经过，我矢口否认我是叛徒，我被国民党扣押时我还不是党员，怎么能成叛徒。整整在红楼里关了我半年，后来军代表奉命合并各战斗队，把我释放回家，听候审查。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外交部和各使馆的“学习”队都要派人下乡，我们学习班走了几个，伍仪瑜被调去下乡，她很有决心下乡去干一辈子，等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也要下乡去。但是我在1969年春被“解放”，就是说我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工作了。我在“学习”班还呆了一个时期，帮助解决几个老干部、大使的问题。先解决了张世杰的问题，他作为一个大使、老干部却来个假坦白，弄得问题复杂起来，说他在新四军被国民党扣押时叛变了，才被国民党放出来。这个惊人的坦白，使得战斗队既吃惊，又欢喜，以为这是一个大突破。后来就组成三人小组，由我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结果他说是假坦白，以求早点获得解放。等我们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我拖到9月才去外交部报到。当时已开始恢复我国驻外大使馆工作，逐渐派大使出国上任。“文革”中我国与外国建交的约四十余国，除了埃及外，所有驻各国大使都回国了，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现象，各国也摸不透中国究竟想干什么。到1969年国内开始向各建交国派出大使，我表示不愿再出国，因为“文革”还未完，我驻各国大使馆里留下的人极左的占多数，国内战斗队还向国外使馆派人去当党委委员，外交活动仍要受他们的指使。我坚决不干，于是留在亚洲司当领导小组成员，搞了几年，1971年就派去旅游局了。

　　※第十五章　“旅游外交”

　　旅游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挣取外汇的重要来源。现在我国也是如此。但“文革”中，旅游成了外交的一部分，搞起政治来。

　　1956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务院下设了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和中国国际旅行总社，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人们通常称为旅游局）。开展旅游事业的目的是“扩大政治影响，宣传建设成就”，在经济上还可以收一笔可观的“自由外汇”。旅游工作开始是学习苏联，接待的旅行者也多半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后来才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1965年文革前十年，旅游局共接待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共约1．9万多人（有组织的旅行团），收入美元745，837元，贸易卢布2，219，589元。

　　1．“极左”冲击下的“国旅”

　　文化大革命一来，旅游局的运动同其他部门一样，先是破“四旧”，成立各种造反团体，揪斗本单位又联合揪斗中央各部的“走资派”，后又在本单位内各派之间打内战，联合本市相同派别同异己的派别争夺领导权，一时闹得天下大乱。1970年以后，“文革”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主席又号召派出军代表，在各单位组织“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主持各单位的工作。

　　旅游局亦不例外。旅游局在1969年来了军代表，要逐渐开展旅游工作。那时，中央和各省市的各部门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但各单位的外事机构取消，原来的对外联系中断。全国进行对外工作的除了外交部外，只剩下对外友好协会和旅游局。外交部是接待建交国家的官方人士，对外友协接待各国的友好团体，此外一切来华外国客人都由旅游局接待。

　　“文化大革命”轰动全世界，也影响了全世界许多“左”派。青年革命组织，特别是在1972年中美恢复来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要求来中国的人更多了。旅游局亟需恢复工作，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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