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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当时在西藏地方享有特权的有两个国家,一是尼泊尔,每年噶厦要进贡它五万卢比,尼泊尔在西藏各地派有常驻代表,享受外交待遇且经常干涉藏内事务,尼泊尔在西藏的侨民享有治外法权,犯了罪,藏官、噶厦不能处理,尼商享有种种特权如免税、货物不受检查等等。这些特权当然应该取消。但这些特权,尼泊尔已享有近百年,是清朝咸丰年间由驻藏大臣主持订约的,而且尼泊尔既不是帝国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大国。它与西藏接壤,中厄两国及尼藏人民之间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新中国要争取和尼泊尔友好。因此对它在西藏地方享有特权的处理,就不同内地一纸宣言废除就可了事。英印政府在西藏享有更多特权,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享有邮政、电报及驿站等特殊设施,英国在亚东、江孜、噶大克派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商务代表,并在拉萨派驻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员,印度商人享有同尼商一样的种种特权。英国是侵略中国包括中国西藏地方的帝国主义,它享有的特权自然可以宣布废除。

  但1947年印度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了,印度与英国订约要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一切权益包括在中国西藏地方的特权。印度是从殖民地成为民族主义独立国家的,又是亚洲新兴的一个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印度这样的国家是要友好,争取它共同反帝、反殖、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的国家,所以对它在西藏享有的特权也不能同内地一样简单地宣布取消。还有一点与内地各省市的外事工作不同,内地各省市不直接同外国交往、发生关系。但西藏地方就必须同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交往,不只是历史的原因,也是当时西藏地方形势的需要。

  我在外交部接受去西藏执行中央统一对外的任务后,就从外交部有关各司及中央有关各部初步了解到西藏外事工作的特殊性,当时把我们去藏的任务定为三点:一、收回外交权;二、取消外国特权;三、建立与邻国正常的关系。但是采用什么方式及具体作法以完成上述任务,心中是没有数的,只有到了西藏在西藏工委领导下,将实际情况了解清楚,并提出我们的意见,报告外交部,听候中央及外交部的指示。

  3.进藏途中

  1951年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即派代表张经武先由印度进入亚东,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会晤,接着由昌都的18军组成先遣队前往拉萨。18军军长张国华率领正式人藏干部和部分部队跟着进军西藏。由于自四川进藏,不但路途遥远,全是横断山脉,有金沙江、怒江等大江隔绝,沿途雪山阻隔,高原气候特殊,居民甚少,进入藏区后沿途治安并不安宁,加之语言不通、汉藏两族风俗习惯不同,多年来的隔阂还存在。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外事处(当时对内称外事处,对外未宣布)十几人单独进藏是困难的,西南军政委员会要我们略事集训后,立即赶去西康与张国华会合,随军一同进藏。

  当时所有进藏人员都要学习,学习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再就是要树立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要求进藏人员要学习当年红军长征在艰苦条件下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还要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

  我们一行人到了成都与18军留守处联系后,知道张国华军长已去昌都,即将由那里出发去拉萨,要我们赶快去昌都与他一同进藏。当时公路刚修到甘孜,我们急急忙忙乘车到了甘孜,就准备要步行进藏。

  在甘孜我们看了许多藏族的(西康的藏族)风俗习惯。最使我们难忘的是天葬。所谓天葬就是人死了,将尸体拿去喂鹫鹰。天葬地点在一山顶上,四周插有经幡,我们只能站在几十米远的地方观看,到时山上烧一种有气味的燃料,人们把尸体抬来放下,全尸裸体,喇嘛开始击乐器念经,这时四周山上已站满了灰黄色大如小牛的鹫鹰,只等喇嘛念经一完,用刀割下一块人肉抛起后,群鹰马上飞扑而下,用嘴啄食尸体,鹰多嘴多一下竟把尸体抬起来了撕吃、人肉被吃完后,喇嘛还将骨头砸碎供鹰抢吃,不一会,一个人的尸体就全被鹫鹰吃光了,这就叫天葬。我们看着胆战心惊,回来后,许多同志呕吐,吃不下饭,我也很恶心。据藏民说这是很自然的,人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他已上天去了,祝他来生好运。

  我与甘孜驻军联系好,积极准备步行去昌都的一切需用物品。这时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去昌都与张国华汇合进拉萨。

  我们赶到公路终点甘孜海子山,然后雇佣藏族牦牛驮运行李用具,步行向昌都前进。从甘孜起我们随着藏民的牦牛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昌都,接受了在康藏行军的考验,也把我们这些大半初出校门的学生锻炼出来了。我们在1951年9月下旬达到昌都。但是张国华军长率领的部队已离开昌都走了,我们不能与他们一道同行,只有单独进藏了。

  那时在藏族旅行有句谚语,叫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我们加上军区情报处共约20余人的小分队,不得不在“学狗爬”之前赶到拉萨。我们经过类鸟齐、丁青、巴达松多、雅岸多、索宗、下曲卡、那曲(黑河)、穷多,行程近二千公里,耗时两个多月,于1951年11月27日到达了拉萨。经过长途跋涉,我们这二十余人已是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每人拿一根手杖,为了怕穿过大街被藏民瞧见说是“叫花子解放军”,只得选择僻静小道前往西藏工委为我们安排的住处。我们外事处同军区情报处两个单位一共进藏的二十余人,除两位同志因病留在甘孜及岗拖外,其余无论男女老少、病号所有同志都经受了长途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的考验,战胜了困难,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

  沿途所见到的藏区真实情况,至今印象很深。从甘孜海子山到昌都沿途雇牦牛,这些牦牛为我驮运行李是每天一头牛支付两块银元(袁大头)的代价的。但雇牦牛要通过土司头人,他们是以支差方式派藏民用牦牛支差的,既为支差,每头牛的雇金就归土司头人所得,藏民还得赔上自己的粮食及牛的饲料。

  我们在几个月的行军中,经过了牧区和农业区,看见并访问了一些牧主头人、土司、贵族和牧奴、农奴。我在大学读书时,读过欧洲中世纪的有关书籍,那些作品包括小说描绘中世纪庄园制度,呈现一幅田园风光、贵族的碉堡式住宅富丽堂皇,似乎人间乐园。但我们在进藏途中,见一些贵族的庄园和藏民住的情况,给我们一种天堂地狱的印象。每到一处庄园,贵族的住地是藏族式的堡垒,高大雄壮、气象森严,院内有西藏特产的猛犬,非经主人招呼不敢进门。而每个碉堡附近,尽是低矮简陋、草篷短墙的农奴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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