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31)_杨公素

三一

　　我带了五、六个人，十几枝三八式日本步枪（缴获日军的，当时中央军一律用“中正”式步枪）来到灵石靠近火车站约三十里的村子王庄，住在一个庙里。这里刚被日军烧抢过，阎锡山的旧地方政府人员逃走了，日军退出住车站，只有十几人守住据点。

　　我们到了，村民先把村长找回来，群众看见有军队来了，陆续都回村来了。看到我们人不多，有点怀疑是否能保卫他们。我们进行宣传抗日、爱国保家道理，要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首先是几个有钱有地的年轻人靠近我们，他们积极起来，其他青年也就跟上来，由一位姓田的地主儿子，据说在省城太原读过书，他很积极地靠拢我们，带头成立了村自卫队，一下就有二、三十人参加，由我带去的在赵城训练班学习的青年当教官，每天操练，听我讲抗日保家的道理。这些青年热情很高，他们一再要去火车站摸日军的军营，他们知道那个车站只有几个日本军和几个汉奸。我同意了，他们夜间去摸了一次营，放了几个手榴弹，说日本兵同汉奸一听就跑了，他们进站拿了些军用品和日军罐头回来，大家非常高兴，信心也足了。

　　我在这里住了近半月，夜间独坐在古庙佛像前，一盏青灯，照得阴阴惨惨，偶然看见墙上画有许多壁画，其中有张继的枫桥夜泊和金陵十二钗的画，并题有诗句，读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竟然引起我思念苏州的情绪，心中难免有点愁感，也看见红楼梦咏惜春诗，“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坐青灯古佛旁”。

　　在那夜深人静，满天月色下，自己在青灯古佛旁，忽然发出了思旧情绪。不觉发出了一声长叹，现在抗战也终非我长久之计，目前只是不愿作亡国奴，被迫从军，搞这些人民自卫的工作，内心深处仍然留念学校及当专家的梦想。这个念头埋在我心里很深很久。

　　我们来灵石这个村，刚被日军烧杀过，在我们来后把自卫队搞起来，村民都先后回来，村长早回来了，后来区里、县里也来了人，见到我们搞人民自卫队，弄得一些青年人靠近我们，这些山西旧县、区的人就有意见。后来山西第六专员公署和董天知领导的决死队也来了人，问我们在这里要住多久，是临时性或是长期的，我说我们军队要在山西敌后抗战，组织人民自卫队配合作战，当然是长期性的。他们就正式提出不同意，说中央军只负作战任务，关于地方工作，组织群众工作属于山西省政府，我们搞的那一套或者解散或者交给县区政府，更不能在村中征收粮食，捐款作自卫队用。这样我们就发生了一场辩论。我当时不知道中共外围组织牺盟会已参加掌握了部份山西政权，决死队中有了牺盟会及共产党的领导，把他们仍当成守旧对日妥协的阎锡山旧政府及军队，所以不听他们的话，我行我素。六专署及决死队当时也还没有壮大发展起来，对于我们这个临近日本车站据点的小小自卫队，虽然反对也容忍下来。

　　我组织好这个小村的自卫队后，就留下人和枪支，自己返回安泽县北平镇，把我的特派员办公地设在这里，因为我还有组织领导搞其他几个县自卫队的任务。

　　北平镇是安泽山里的集镇，有几十家店铺，是山区人民集市贸易场所。我住下后即去霍县视察。霍县由魏巍派一下级军官李伟去组织自卫队，虽然名义上受我领导对我也还尊重，但实际上不听我的，他搞得急些，他住的村子，也是靠近同蒲路小火车站，日伪军常出来，在附近村庄扰乱。他去时，山西旧政权跑了，他就在邻近车站的村庄，组织了脱产的几个村的自卫队，带有强迫性的要求村长出粮食为自卫队用。我去时县政权尚未完全恢复，村长们只好听中央军的话。他的队部与我在灵石搞得不同，带有军队里的一套作风。并列队欢迎我这个特派员，请我训话。他们曾在火车站附近设下埋伏，打击了一两次少数出来骚扰的日伪军。这一下就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他俨然成为这个村的领导人，挂出了霍县某区人民自卫队的牌子。他并说已同山西旧政府和旧军队有过交涉。我对他说一定要搞好群众与地方的关系，脱产的人数不要扩大，少要群众的负担等。后来我又去安泽，因为安泽古城镇我们已有赵大斌等在那里做红枪会工作，自卫队搞得有成绩。为了扩大影响，我们把存在高庄的盐分发给已组织起来的自卫队（红枪会）和要组织自卫队的村民。当时因战事影响，食盐困难，我们分盐的事震动很大，安泽县长对我们提出意见，说我们乱动公盐干涉地方财政盐务。我与他讲理说这是群众在我们帮助下从敌人那里夺回来的，那时你们地方官都去哪了，现在根本无资格讲话，他哑口无言。

　　我也派人去赵城组织自卫队，那里我们去的较晚，山西新政权、牺盟会已在县成立，村民百姓听他们的，我们去宣传、组织自卫队较难。

　　1938年7、8月间，阎锡山在日军扰乱后撤退的城镇，以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未占领的地方，恢复了他的势力，派来新的县长，这些县长有的是牺盟会员。群众团体原有公道团，现在又有新组织牺盟会，有的县有商会、妇女、儿童等救国组织，再加上93军派的工作队，为了统一抗战，各县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形式的组织，以调解统一各方的矛盾。因为大家都喊抗战，各派都抓政权、群众，自然发生矛盾，矛盾最突出的是公道团与牺盟会争夺县、区政权，我们与牺盟会争群众也争村政权。因为要组织自卫队就一定要有村长的支持，牺盟会各村有组织地反对我们搞自卫队，他们可以指挥村长、村公所对我们不理睬，或者阳奉阴违，在霍县、灵石双方矛盾较大。安泽因我们在古城镇红枪会中早有基础，后来的山西本省力量在群众中威信还未建立，我们占了优势。

　　我虽常住北平镇，但经常去这几个县解决与他们的矛盾与困难。那时共产党内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我并不知道这口号是共产党、八路军提出的，我负责的几个县既没有八路军，也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只有倾向共产党的牺盟会，我更不知道牺盟会就是共产党的组织，因为它的力量大，又提出“一切服从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自然要同它搞好关系。后来才知道这个口号是由王明提出来的，是错误的，在六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共产党改为在“统一战线中要独立自主”。可是在当时1938年初我是不知道的，我在安泽县搞的自卫队，虽然受到县政府，牺盟会的反对，但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下，他们也无可奈何。四个县其实只有安泽是在县城里，保存几乎全县的村镇政权，其他三县城国近铁路线都被日军占领，县区政府都在乡村。

　　我曾在安泽县城的战时动员会上发表讲话，一面说抗日的道理，一面说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为抗日才组织群众自卫，并不干预地方政权。实际我们组织自卫队，它的活动、训练、给养、指挥都要牵涉村、区政权的人事、管理和财政收支，哪能不干涉地方政权，而这恰恰是当时山西各县公道团与牺盟会之间最大矛盾，现在我们又插了一手，情况就更复杂了。在各县又出现了决死队武装，是阎锡山的新军，其中军官多半是旧的阎锡山的老部下，而政工人员下级军官多半是倾向进步的青年。当时我与他们接触不多，因为他们是流动作战的，只有在霍县同我们自卫队合作过又闹过冲突，李伟带一些自卫队员同决死队的一些人摸过日本的岗哨，日军少数人出车站来乡村扰乱，他们设埋伏袭击过，这是合作的一面。但在村里双方因收取粮食、供给、牺盟会县长要撤换倾向我们的村长，闹起矛盾，几乎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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