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23)_杨公素

二三

　　但是这美好的国土，却处在日本军人铁蹄之下。一进城区，到处见到中将汤之类的广告，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东单牌楼这些地方，书滩上放的是日文书，西方的书刊只有北京饭店之类地方才有，市场上尽是东洋货，大街上常常有红帽沿的日本宪兵排队而来，横冲直闯，见了得赶快让开。高丽棒子、日本浪人占据了不少四合院，白面吗啡随之而来，由东单到王府井长安大街北边一条街，几家北平大饭店外尽是日本、高丽人开的歌舞厅，酒吧间，处处是日本的存在，处处是日军铁蹄的威胁。

　　我们进城能去的地方大半是与西方国家有关系的地方，青年会有休息娱乐场地，有电影院。高级的北京饭店的舞厅，非我们学生所常能去的，西方人常去看电影的平安电影院，我们也去。再有就是前门外的市场，是中国人聚居游乐地方，张华庆爱京剧，他常请我去看，那时除四大名旦外又出来了四小名旦，但还是四大名旦吸引人，他培育我听戏，我除了爱听程砚秋外就是富连成科班，尤其是叶盛章的武丑戏。看完戏只能住城里，常去灯市口Homesweethome住夜，这就是我的北平校外活动。

　　日本宪兵的巡逻街头，高丽棒子的横行霸道，已使我们学生气愤不已。国民党势力并未因其军队党部撤走而不存在，已转入地下活动，宋哲元标榜学术自由尊重教育，于是各种爱国组织转入学校，言论较为自由，抗日御侮的力量在学生中发展起来。日本人搞个冀东自治政府，由汉奸殷汝耕当头，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是一种带有类似太极图的黄色旗，他还有“自治”警察。这样说冀东不但不是中国的，更不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地盘，要另树一帜了。又听说日本军占了丰台车站，那是北平外出唯一通道，学生们听了同北平人一样人心惶惶，学生已不能安心读书了，北平也没有读书的平静书桌了。学生们组织人去丰台、冀东查看，回来看见29军士兵像看见亲人一样，在北平居然有异域游子之感。

　　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了，我虽不参加政治派别，但爱国救亡行动还是要参加的。“一二·九”运动已谈得很多了，我只说我的行动，在那天还未亮，校园内已响起集合声，我们整队后在黑暗中手持标语并排出发，过海淀镇后即遭警察阻截，于是分两路向西直门前进，到时城门已关闭，进不了城，与城内游行学生不能汇合，城门外军警密集，城墙上有北平市的官员们观看、劝告。最令人气愤的甚至有日本军官同他们在一起，我们见后，大呼抗日口号，学生会派人交涉不行，有学生从城门下想往里爬，当然也不行。我们一大群包括清华的学生就在城门口外僵持着，整整僵了一天，到下午才掩旗息鼓返回学校。

　　到了下午，一位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女同学，身穿淡黄色毛衣，手执话筒，站在一张桌子上向大家宣布，今天我们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侵略目的已达到，虽然未能进城与城内同学汇合，但已使日本侵略者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辱的，劝大家返校。我一看讲话的这位是陆催，她是我在东吴的同学，现在清华研究院，与她在一起的一位好朋友尤亚贤曾在东吴大学与我认识。今天见她出面讲话，知道她是个政治活跃分子，但还不知她是否是共产党员，我听了她的话，说我们游行目的已达到，颇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阿Q”的说法，明明进不了城，未能向北平当局和日本军表现我们反对侵略的意见，怎样能说目的已达到了呢？心中怀疑她是否被人利用。因为进不了城，警察又不施行武力，所以这次未闹成流血事件，日本人又一次看到了中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情绪。

　　12月16日学校里有部分同学事先进城，在这天同城内各大学联合示威游行，被军警镇压，造成12·16事件，逮捕了许多学生。这次没有人通知我。“一二·九”运动后形成全国抗日高潮，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要夺取学生运动的领导权，12·16事件后，北平学生组织发生了新（国民党领导）旧学联（共产党领导的）之争。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教务长主张自由民主主义，不干涉学生活动，又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宋哲元及日本人也未插手进来，学生政治活动较为公开自由。

　　新旧学联之争在当时其他大学甚至中学里斗争激烈，有的演成武斗。在燕京，双方争夺学生会但未大打出手，而是采用投票选举方式，完全是美国味。选举前进行了几次讨论会（辩论会），双方唇枪舌剑，颇为热烈。陈洁，一个大家知道的共产党员，同我很要好，常常影响我，要我参加选举辩论会。我是爱国的，爱国抗日活动我愿参加，但一知道有党派斗争，我就不干了，陈洁虽同我很谈得来，但我还是不愿参与政治活动。他曾邀我参加民先，我看到全是本科一、二年级学生在活动，另外我准备论文很紧张，于是没有去参加，我就这样远离了当时学校里的进步活动与组织。

　　10．打箭炉——我的学术道路的尽头

　　我考入研究院，是要走成名成家的学者道路，一到北平就投入到北平学术界的考据气氛中，想成为一名专家学者的心愿就更加强烈。北平有良好的条件，有名教授，有很丰富的图书资料，更重要的是学校里有注重研究学术的气氛。我是要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燕京研究院政治系主任是徐叔希教授，他是东北问题专家，曾作为顾维钧的顾问随李顿考查团去过日军占领后的东北。我在他指导下，选定研究专题为中国土司制度，这是中国上千年以来历代皇朝统治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当时还是学术界的一个空白。我到燕京头半年除上几门必修课外，就埋头图书馆阅读一切有关土司制度的书刊，作了大量的卡片笔记，一心要当一个土司问题专家。

　　国家大事自然关心，但对于新旧学联的争斗，我置身事外。一二·九，一二·一六后，北平学校里出现一些不寻常现象。除新旧学联斗争外，一部分学生不安心上课读书，组织民先队一类团体，外出与群众接触，一部分学生对国事无信心，有的只顾找自己的出路，留洋出国，找当权的谋出路；还有一部分自认为有美国教会背景，仍可以走读书的老路，研究学术的空气欣然不减。但总的感觉是惶惶终日，不知国事如何，消极情绪很浓厚。

　　学生不安心于学校课程，一到星期六就有大批学生进城，有的进舞厅，打弹子，看电影，找朋友，人心散漫，各奔前程，有的专门调查日本人，尤其是高丽棒子在北平、冀察、冀东的活动，总之，学校已非读书的地方，似乎在准备什么大事变的来临。宋哲元的冀察政务会放出空气，宣传他有责任有能力保卫平津冀察，能与日人周旋，安定人心，要求学生仍好好上课学习。宋哲元的大将北平市长萧振瀛亲来燕京作报告，向学生作保证，要大家信任当局。他说他的，学生自行一套。这种特殊现象引起学校当局注意，于是，当局发起师生联欢，每到假日，老师在家请客，企图把学生留在校园里。回想起来，都是想在危巢之下保持平静，但事实已不可能。我那时也随着潮流，与张华庆等同学进城玩过，如看戏、跳舞，看电影，但一则我手头无钱，二则专门我的研究，重心还是在图书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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