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13)_杨公素

一三

　　船上常常要查票，每到码头都有客人上下。开船后就要查一次票，没有票就得受罚补票，没有钱就搜身拿走所有东西，到下一码头就撵下船，这些没有票的人大半是穷苦人偷着上船的，他们受到的侮辱与谩骂，令人非常难以忍受。我是茶房的黄鱼，查票时就把我藏起来，藏在船头下一个小舱房里，小舱房挤着可睡三、四人，它本来是水手的地方，现在成了我们的藏身处。地方太窄小，在里面很闷气，每一到查票完了我们即可出去上甲板活动了。讲好的这位茶房把我带回汉口要给他20来元。我搬到这艘船后，曾在黑夜乘划子上宜昌岸上去看过一次，岸上军队很多，尽是新到的川军杨森部队，处处戒严不许通行，街上贴的有打倒共产党、打倒武汉国民政府标语。我不敢多走，为了了解情况，我只有找到上岸的茶房水手问一下宜昌街上情况。

　　开船后，因船头小舱太热太闷，我拿张席子跑到甲板上去睡，突然下起雨来，我抱着席子就跑着躲雨，一下把我放钱的皮夹子丢进大江去了，本来没有多少钱，这下连给黄鱼钱也没有了。好在船到沙市停泊过夜时，我去正明厂哥哥处，吃了顿饭，拿了些钱，解决了我的困难。在哥哥家谈到武汉情况，我满口革命胜利的乐观态度。我也问到荆沙一带的情况，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川军夏斗寅部队到了荆门、仙桃镇一带，如何向百姓要钱要物的情形，这些是我在宜昌船上不能知道的。当时我哥哥曾留我住下，我自然没有答应。

　　回到汉口去武汉总工会处交了差，把我在宜昌、沙市看到听到的说了一通，好像他们很满意。回到包车总工会，又同姓任的会面了，他同我讲了目前武汉形势很紧张，汪精卫要同蒋介石合流，武汉北伐军受阻在河南，武汉现在是一座空城，要我们工人、青年担负起保卫武汉的责任，现在是全民动员。为了保卫武汉革命，特别需要侦察从南京和长沙方面派来的特务间谍。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是陈友仁，他那里有位苏联顾问负责这件事，他们用外交部名义搞了一个特务处，需要一批可靠工人参加，他征求我的意见。

　　想不到我这次宜昌之行竟被看上了有资格参加这个共产党秘密组织，搞特工工作。当时在武汉我接触的青年中，革命虚荣心很强，北伐。工会纠察、宣传队，都是他们要求参加的出风头的工作，搞特务工作是秘密的工作，出不了风头，别人也不知道，但我内心里觉得很骄傲。姓任的对我说，他们从长街CY支部介绍我去，虽然我还未正式入团，但已把我的情况介绍过去，希望我能在那里入团。这一下满足了我的革命虚荣心，就去加入了外交部特务处。

　　这个特务处据说是外交部陈友仁的儿子主持、由苏联顾问领导的，但我去后既未见到陈大少爷，也没有见过什么苏联顾问，只有一个年约三十多岁面白清秀像读书人一样的秘书，他常来布置工作，我们叫他张先生。他来也不是向我们全体讲话，只同我们这个组的两个年大的负责人谈。我们这个组约有十来个人，都是工厂来的工人，以汉阳兵工厂的最多，有三四个纺纱厂工人，其中有两个女的，年纪约在二三十岁，以我年纪最小才十六七岁，还有一位约二十来岁的兵工厂工人，我们两个关系最好。大家住在一起，对外称为什么公馆的人员，住家不像住家，公司不像公司，来往的人极少，邻居也不来往，大家似乎知道这是个特别的单位。

　　开始我们负责汉口洪桥一带，那是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西北靠汉阳一带地区，干的工作很简单。我是有人带着支派到那些地方注意一些人的行动，有时是监视，有时跟踪一些人。我是莫名其妙，听带我的人的话，他教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是在于保卫武汉的反间谍工作，清查外地的反革命派来的特务。我们每人发有一个长方形证章，上面印有外交部特务处字样。有了这个证章，可以随便出入车站、戏场，各种公共娱乐场所。那时武昌汉口间是用小火轮作轮渡，我们可随时坐船过江不用买票，行动真是太方便了，但却引诱我的玩心，除了干工作外，其余的时间我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去汉口这个花花世界玩玩。

　　我们这个处，搬了几次家，后来搬到原英租界一个弄堂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又变为监视由下江南京、上海来的某些人。我有时被派看守法租界某个楼上一个人，他不出来就在街上监视他，他要出来就跟着他。这个人是谁，为什么监视他，他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都不知道，既不告诉我，也不许我问。我能记着这件事，是因为这个人后来被捕了，被捕后押到公安局，我也去了，所以我印象很深，我来到特务处几个月这是我唯一参加捕获的一个反革命。

　　这个特务处有CP、CY小组，只有我一个不在组织内，我看出来了，他们有时开组织上的会没有叫我参加。而其他的会我都参加了。他们讲党内的事也不瞒着我，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用外交部是个名，所谓陈友仁陈大少爷其实是共产党的代名，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他们很奇怪为什么我不提出入团的申请，还派那位与我很好的青年来培养教育我，可惜我当年玩心太大，以为自己已在做革命工作，对参加组织的要求不大。用外交部特务处证件可自由出入各个公共娱乐场所，那时我去得最多的是汉口两大娱乐场，血花世界和怡园，那里各种游戏、戏剧、清唱、杂耍、电影都有，我们凭证进场，但占座位则要照价给钱，所以我只好站着看或听。那里面有不少漂亮姑娘，也引诱我去看。

　　时间不长，在特务处不过一个多月，我玩遍了汉口所有游乐场，醉心于花花世界，几乎忘记了自己的特殊工作。在那特务处没有学习时间，更没有什么书籍可看，我在他们中虽然年纪小但却是个小知识分子，念报纸居然是我的事，这样我就更不求上进了。有时路过一些学校，看见一些中学生在球场上踢球，我也一看半天，常常想起能回学校读书多好，但当时并没有想到离开那单位进学校的事。不久，我们那个处解散了，让我去一个大饭店看守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是上级机关包下的，他们没有告诉我上级机关是什么，只说是陈大少爷用，来了人我先叫他等着，一会秘书或者另外一位我认识但不知姓名的中年人来与来人谈话，我得离开，不能听他们谈什么，他们谈完了走了，我又进去守着。实际上那是一个党的秘密联络点，只是他们不告诉我罢了。在这里生活很好，吃住都不错，就是不能离开。

　　幸好时间不长，大约不到半月就又把我调去武昌，同另一位也是搞秘密工作的姓何的一起，白天住在武昌南部振寰纱厂的工人宿舍，晚上去武昌车站监视由湖南长沙乘车来的某些人。这位老兄对我非常好，把我当作小弟弟。他同那些纱厂女工打情骂俏，甚至在一起睡觉也不避讳我。我现在把他的姓名连同在特务处一些人的姓名都忘了，但是同他们一起生活的情况仍历历在目。同这位姓何的也没干几天就又搬回汉口，同三四位同志住在一个背街的小楼上，说是等候分配。只住了几天，又命我去后花楼一家纺织公司的办公室，宣布我们那个单位解散了，我可以自由去找事或者回家，已同他们没有关系。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