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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在这些活动中,我是最积极的一员,组织我们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组织沙市学生会。我们同学中有邓恢复。柳树堂同我最好,一起搞这些活动。我们曾联合荆州、沙市各校,除了荆州中学外,沙市还有一商业学校,几个小学校。加起来有上千人,上街喊口号,声势不小,哄动一时。我们队伍游行到大堤上日本领事馆(实际没有设领事馆,只是圈了一块地,修了一小房住着一个中国人看门的)门前示威,马上日本小兵船就上来几个持枪水兵看门,也向我们示威。双方几乎冲突起来。我们若要闯进门,水兵就要开枪,形势严重,还是童先生一再教我们不要去惹他们,免得发生流血惨案。

  自上海学生宣传团来后,我们成立的荆沙学生联合会就固定下来,沙市学生联合会就在我们学校里,由邓恢复、我和另一位同学三人负责。游行示威开群众大会,讲演宣传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外,提出抵制洋货,不许买卖英国、东洋货,由学生会伙同商会组织纠察队,上街到商店搜查,将英国货、东洋货搜出后,当街烧掉。并派人在码头上检查不许洋货上岸。这个活动却引起了很大矛盾,口喊抵制洋货口号,人人同意,真正烧毁起来,引起一些卖洋货商人不满,他们在商会内争吵起来,开始同意不再买卖英、日洋货。但搜查时,学生对洋货真假难分,而且在商店门前烧毁,这个商店一下子声名扫地,就开不了门再做生意了。这个关系太大,商会内闹得不可开交,也就不派人参加检查队了。同时学生会内部也争吵起来,有的学生受家长或亲戚指使也不赞成搜查烧毁。我家开碾米厂与洋货无关,两位哥哥没有干涉我,因此我主张要继续搞下去。但是人心不齐,学生会开不成。同时罢课搞运动久了,学校当局也不赞成,于是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洋货的运动,就逐渐冷淡下来了。

  在1925年冬1926年春由武汉来了一位叫方声隆的学生代表,他住在运河街(由沙市通向荆州各地的运河水码头)一个小客栈里,我经童、刘两位老师介绍认识了他。他原来是共产党跨入国民党的党员,公开身份是武汉农会、学生会湖北省会代表,实际是来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和国民党共产党(那时是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都是以国民党身份出面的)的发展工作。我认识他以后,看了不少他给我的小册子,其中有中国青年向导、全国学生会会刊,以及共产主义A、B、C和共产党的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等书。这些读物又使我大开眼界,顿开茅塞,才知道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知道国家的命运处在危急之中,非实行国民革命不可。这时我球不踢了,学生会也搞不起来了,经常往老方那里跑,同他一谈就是很久。我渐渐知道他不只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共产党员,也知道重、刘两位也是党员,我向他要求加入党。

  我当时才十五六岁,从我在“五卅”运动的表现来看,是很坚决的,所以他才培养我,但我还年轻,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很强,又是资本家的弟弟,对我自然要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教育。我看了一些革命书后,在学校里就公开同别人辩论,当时是国民革命的积极鼓吹者,同一些信教者、有钱人的子弟争论不休。但我对共产主义却是一窍不通,读了ABC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在老方那里遇着一些青年我就说不过他们。这些青年大半来自荆州中学及武昌师范学校,大约有五六人,看他们已不在学校读书而是在搞农民、工人运动,很让人羡慕。一股虚荣心鼓动着我,向老方一再要求加入小学(即CY),要求做农工工作。他总是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还年轻,还要经过锻炼、学习。后来竟要我了解我家正明厂的工人情况,其实正明厂只有十来个长年工人,他们的姓名、出身、工作情况及工资收入等我很容易就知道了。

  那时在老方他们的领导下,沙市人力车夫已组织了工会,而多数的码头工人却不知什么原因一时组织不起工会,后来才知道码头工人有帮会(不知是红帮还是哥老会),要打人进去很困难。我却煽动我家厂的工人组织工会小组,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几个工人总是开玩笑对我说:“四老板,你要砸我们的饭碗,小心二老板(我二哥)知道了,打你。”自然搞不成。老方告诉我已发展我为国民党员,我听了很高兴,但是很奇怪一直没有叫我去举行入党宣誓,我知道,入党是要宣誓的。不管怎样,我已是革命党人一分子,心里高兴,搞起工作来更有劲。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已宣布北伐,分几路军向湖南、江西。福建出发,为了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我们发传单、到处贴标语,遭到驻军北洋军阀和警察的追捕。

  1926年上半年,是我在圣路加中学三年级毕业的学期,初三毕业考试,我马马虎虎应付过去算是毕了业。圣路加中学虽然属武昌文华大学附中的一部分,但要进高中还得进行考试,我们是在那两位外国女修士监督下考试的。我这一年多来只顾闹革命,功课丢得太多,特别是数学、英文,数学几乎交了白卷。这个时候,已不由我考虑升学问题,北洋军阀大肆逮捕国民党和进步青年,我二哥急急地要我回四川老家去躲避一下,大概也是在沙市警察局向二哥提出警告后,他才下了决心,于是我在1926年6月间又回到了刘家坪。

  回到老家,我无论如何在刘家坪呆不住。恰巧我三叔家小姐出嫁给巫溪县城万家,我作为送亲人送小姐去了巫溪县城,在城里会见了在川东师范的姓邱的同学,经过他又认识了几位青年,我们在一起谈得很投机,自然我是大吹特吹在沙市闹革命的“惊天动地”事业,听得他们兴奋极了。大家提倡要在巫溪也闹起来,我都不感兴趣,还在留恋沙市,幻想再回去干一场。不久,听说北伐军已打进了湖南,打开了长沙,四川军阀杨森已投了国民革命军,改编为第20军。

  1927年春,杨森在万县办了国民革命军20军军官训练学校。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我就同姓邱的几位青年去万县投考杨森办的学校。在万县住在姓邱哥哥的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巫溪县人,从小在外边混,在哥老会有点地位,就在万县开码头,平时他家里来往人很多,一开饭就是两三桌,由他的老婆招待一切,这位老板娘年轻、漂亮、泼辣,同那些来往朋友打情骂俏,什么玩笑都闹,但那些人总听她的话。我们几个人是巫溪同乡青年,这两位哥子、嫂子待我们不错,吃喝住随便。我们第一次碰上这些袍哥、跑江湖的人非常不习惯,但却有件好处,他那里消息灵通,每天都听到很多川内川外的新消息。

  我们考上了杨森办的军官学校,听到了两个消息,一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有两个代表来到万县杨森部队检查,我们就去找这两个代表,要求去黄埔军校,回答是加入这里军校也是一样。再一个消息是北伐军打到了湖北,攻下了武昌。这个消息令我很兴奋,我想既然北伐军打下了武昌,沙市不久也要打开了,我留恋沙市那段“革命”工作,还在四川杨森这里干什么,于是就同老邱商量回沙市,我们就一同由万县乘船东下。我们从宜昌到沙市乘的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船到离沙市不远的地方,忽然南岸有人向船射击。船上人都说这是北伐军队,我们跑到甲板上去看,对于真正的北伐军我是非常欢迎的。一上甲板,老邱就中了一枪,打在他的右手上,到沙市下船后,他就住在我家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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