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自传(43)

四三

　　我和男友葛柯伦一同参加宴会，他建议我到他哥哥大卫的公寓打这个电话，大卫也住在史利顿公园饭店，当时正好他不在家，等其他宾客都去观赏电影时，葛柯伦陪我到了大卫家打电话。电话一下接通，讲话的是米契尔本人，他说：“安娜，我现在是代表尼克松打这个电话，我们的越南朋友必须了解共和党的立场，这点非常重要，我希望你能让他们知道这一点。”我回答说：“我只负责传递消息，现在我们要想影响他们，无论怎么说，都非常不智。我们必须记住一点，他们的行动也必须符合国家本身的利益，我相信阮文绍总统会为他的国家着想，我的看法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没有办法左右他，毕竟，越南有越南的政治立常”但米契尔只关心他们会不会到巴黎去，我说：“这我不知道，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因为许久以前，阮文绍总统告诉过我，如果他们觉得这是一项政治行动，那么他们去巴黎是有害无益的，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参加和谈。”米契尔随后对我说：“如果明天你有什么消息，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切记！切记！”我说：“我会尽力去打听。”

　　我们谈话时，我的朋友葛柯伦在一旁用分机，听到了我们之间整个的谈话内容，因为在华盛顿这么多年，我也学会了一些智慧——当你和别人作这类重要交谈时，最好是有位证人在场，当然如果是律师，那就更好，为的是以防万一。

　　选举前几日，阮文绍公开宣称，越南政府不会派一位代表到巴黎去出席所谓“和平谈判”。民主党对于阮文绍这项宣布。大感愤怒，继续对越南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派代表前往巴黎，并声言若民主党获胜，阮文绍不得美援，但阮氏仍不低头。共和党这方面，从尼克松到米契尔，自然是大受鼓舞，认为是我之功，因为彼时民意测验显示，尼克松与韩福瑞的声望，相去不远，胜负只一发之间。阮文绍总统拒绝派代表团赴巴黎，他的这项行动直接间接造成了尼克松的获胜与韩福瑞的失败，是无可讳言的。

　　当年的竞选布局大致如下：当时美国各州中有32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每一州都设有分部。分部之外，各大小城市又设有支部。但总指挥部是在纽约，第一因为尼克松住在纽约；第二因为米契尔的律师事务所也在纽约，人家向他们看齐。

　　1968年11月5日是美国总统大选日，因我住美京，必须在美京投票，于是一大早我先在华盛顿投了票，然后飞到纽约，和米契尔、莫理斯·史丹士及其他共和党领袖会会在华尔道夫大饭店，一同等待选举结果揭晓。那是一个凛冽的冬日，大家都紧张而兴奋。

　　在办好旅馆登记之后，我应米契尔之请，到竞迭总部去看他，那时许多人正等着见他，但他走出来，先谴我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他对尼克松在这次大选中旗开得胜，十分有把握，然后他以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这次整个总统竞选活动的焦点放在越南，在这方面，你为尼克松做了许多事，帮他不少忙，我认为你已经为美国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相信选举结束后，尼克松会召见你，让我们保持联系！”然后他和我一同离开办公室，许多人仍在那儿等着。他告诉我他要去理发，我俩一块走出来，经过那些访客身边时，他告诉他们，他很忙，晚一点再和他们谈。他说：“走吧，今天的事是忙不完的了。”

　　下午我见到许多这一年里为尼克松竞选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汤姆·伊文斯，伊文斯担任米契尔的助理；我也见到了宣传部的赫伯·柯莱恩，他跟尼克松做事多年，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掌管新闻方面的事务很有功。另外，莫理斯·史丹士是财务委员会主席，也来找我倾谈。墨雷·邱提纳是尼克松的政治顾问（已于1974年去世）；伊莲娜·威廉姆斯负责照料捐巨款给财务委员会的人士。她正忙得团团传。

　　选举揭晓是日晚上，共和党要员毕集于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饭店各部分设立了临时酒吧与电视接收机，依各人资历的深浅，分派至各层楼，因为我与米契尔、伊文斯等人比较接近，所以拿到一个金蓝色的缎带，凭此带即可自由出入各区。

　　从午夜到翌日清晨，米契尔与伊文斯忙着注意各地的选举结果，且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换意见。下午，米契尔又来找我，告诉我说，尼克松在金室发表获胜宣言之后，即要接见我。但是西海岸的选举结果报告到得很迟。等到所有票开出来，尼克松在华尔道夫饭店大厅宣布他获胜的消息之后，时间已晚，他得立刻赶往佛罗里达州。当时，大厅中挤满了新闯记者和竞选总部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动弹，秩序也很乱。

　　我怀着欢愉和满足的心情回到华盛顿，深庆我们支持的候选人获胜。

　　选举之后，大家又忙着准备总统就职大典，我又被派担任特别顾问及就职委员会主席成拉·马里奥特的助理，此外，还要协助州长欢迎会副主席乔治·欧姆斯泰将军进行筹备事宜，我从华盛顿竞选总部搬到西南区潘兴大厦的就职委员会总邻工作。

　　1968年12月，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是我竭力想忘却的，但总是缠绕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谣言四起，众口纷纭，竞选活动告一段落，但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治权力斗争正方兴未艾，像我这样无助的人物就被夹在中间。我常想，如果我是个男子汉，如果我不是华裔，情形是否会不一样，我得不到任何答案。

　　一天，我接到《圣路易快邮报》记者的电话，要来访问我，最初我以为他要谈就职典礼的程序等事情，因此我要他去找潘兴大厦就职委员会主管公共关系的人员洽谈。但是这位记者坚持要见我本人，他到投资大楼我的办公室，给我看一篇他才完稿的新闻报道。

　　这位记者告诉我，他自民主党处获悉，韩福瑞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大选前10日，越南政府拒绝参加巴黎和谈，他并进一步指出，越南政府受到共和党候选人的鼓励与影响，才不参加巴黎和会。

　　民主党人并且告诉他，我的任务即是影响越南阮文绍，他并且说，尼克松大选前一个月，要我去越南一趟。这些指控不但无稽而且荒诞，我不禁怀疑，除了两大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否共和党内部也有人恶意中伤我，为了怕我要就高位？

　　因为我有理由相信，其时我的名字曾被考虑做白宫某个职位，但我自己并没有去争取记者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答称没有，因为他的报道与事实相去甚远。我又问他，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民主党抑或共和党？他笑笑，说：“啊！两边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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