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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第二篇 华府风云】

  十二月的冬夜,
  说声再会,
  剩下了的
  是窗外的风声,雨声,
  微温的炉火,和着
  寂寞的灯光,
  一个人影。
  ——《炉火》

  【定居华盛顿】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词人辛弃疾这首词我最欣赏,少年时代的愁滋味的确是无病呻吟,虽然我在15岁时就丧母,其后又在香港身受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横行霸道,接着是到大后方却做流亡学生,直到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抗战胜利。这期间我和姐妹们都是饱经战乱,不过年少无知,对于一切感受都无深刻印象,因为无论生活如何艰苦,希望都寄托在明天。

  陈纳德将军在1958年7月27日去世后,我的确尝尽了人生的苦果,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到美国,一个最现实,最缺乏人情味的国家去打天下,而且是到华盛顿去,单枪匹马地面对未来不可预卜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勇气!

  或许,因为我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因此根本就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华盛顿进军。

  从肯尼迪总统到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至卡特总统,每位总统都有一份有职无薪工作派给我,这是一份荣誉,同时30年来我一直是美国共和党内的主任委员,也是财务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并任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这不是我的荣誉,是中国人在美国的荣誉。现在且先追述初到华府时的种种。

  陈纳德将军死后,我年纪轻轻的就变成一个独身的女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城市——华盛顿。30岁守寡是太年轻了,更何况是只身在异国。记得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任何失落都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因为,周遭没有一处你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着你,在这种情形下,新到一地,更觉得它陌生,充满敌意。

  丈夫去世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怀念他,需要他。爱情临到你身上时,你从来不会觉得它十全十美,因为人的希求总是永无满足,在爱情方面而言,那是“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等有朝一日爱情突然离你远去时,任何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它的时候,回忆会使失去的爱情变得分外的美好,伴随你直到永远。在恋爱中的人们要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对彼此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及至他们终于得到问题的答案,那似是而非的神秘色彩已变作阴暗,爱情也随之消失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是一段未完成的爱意,如诗如画,才开始,就中断了,那些了解并能体会爱的痛苦与欢乐,以及男女间微妙关系的人,会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刻,曾经爱而又被爱过的人,今生今世当无遗憾。

  我初次到美国是在40年代,那时我和陈纳德将军新婚未久,我在东西两个世界中都觉得很安全,因为美国是我丈夫的祖国,而他是我寄托终生的伴侣。现在他走了,情形迥然不同,留下我和两个稚女,我必须先作一些重大决定:未来的日子,我该如何打发?我们要定居在哪里?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些都是待解答的问题。

  首先,居处就不容易决定,我的父亲和继母住在旧金山,妹妹、妹夫定居德克萨斯州,妹妹从事科学工作,妹夫服务于当地银行界,另一妹妹和妹夫也在加州。我该住在父母附近,还是靠近妹妹、妹夫?最后,我选择了华盛顿,主要是因为一些牵扯到陈纳德将军遗嘱认证及产业等法律问题,需要我就近处理,由于陈纳德将军在华盛顿有一处办公室,故决定就在该地以便处理遗嘱之各项事务,反正我们在美国也没有正式地址或寓所,陈纳德将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除此以外,我们的律师顾问全都在华盛顿,于是我听从了友人的建议,就在华府定居下来。

  我们的财务状况并不良好,陈纳德将军去世之前,因为从大陆退到台湾,又因与大陆因民航机事件在香港诉讼两年,公司经济情况困难万端,不得不把当年他一手创办的民用航空公司出售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件事后来才慢慢传出来,至于我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我想是因为先夫岁数比我大得多,他要保护我,不让我接触一些人生的残酷现实。当他去世后,中央情报局急于请我离开民航公司,虽然我的丈夫是它的创办人,看着它成长。我想继续尽力和台湾人共同发展公司业务,然而新的老板促我离开台湾,他们说陈纳德的亲蒋色彩太浓厚。现在想来,这是因为我年纪轻,又是女人,他们才敢欺负我。如果当时我不是30而是40岁,有更丰富的人生经验,我很可能提起诉讼,但是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不懂。我深受伤害,既然他们不留人,我为什么还要留下,自讨没趣?这是我来到美国打天下的另一原因。

  听来也许是一件不可置信之事,我居然不知道公司已经卖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我在公共关系部门工作,陈纳德将军说过:“你学航空这行,该从下层做起。”他不曾给我一个副总经理或其他高级职位,他不是那种人。我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但是许多最高阶层的决定,我一点不知道,回想起来,我想陈纳德将军是为了不让我操心,才把许多事情瞒住我。后来,甚至在越战期间,还有人问我:“你难道不知道你先生的航空公司被迫卖与中央情报局?”我的确不知道。

  多奇怪的一个机构?先是想尽办法要我离开,不到一个月时间,又把我的办公桌搬到另一间办公室,要我和另一人共用。公司里的台湾职员见此情形,都气愤非常,但他们的职位不够高,无法挺身而出,为我仗义执言。我知道他们的惊讶一定不下于我,居然有人会如此对待公司创办人的遗孀。

  那时我对国际间的权力争端一无所知,接着我收到律师的一份通知,要我到华盛顿去几天,处理与陈纳德将军产业有关的问题,在这时候,我决定我必须到美国去。当然,除此以外,陈纳德将军和前妻育有子女8人,其中最小的和我同年,也是要考虑的因素。我就是抱着准备面临这一切问题的决心,到了华盛顿。陈纳德将军的产业并不大,加以被分割成这许多份,所剩也就无几了。我和他的前妻始终未曾晤面,倒是他的8个子女后来我渐渐熟了,我们现在仍然偶尔见见面。

  我之选择在华盛顿定居,倒非一定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因实际上的需要,因为陈纳德将军的遗嘱得在华盛顿听候查验,我必须留下来处理他的产业,当时看起来那也许算不上什么,不过它却让我有一段缓冲的时间,给自己找份工作,找个栖身之地,再给两个小女儿选所学校,让她们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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