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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我叙述在常州和南京读书的那几年,曾说我看西方小说中译本,大多在中国,出国之后,从未看过任何小说;惟我对于各种课外读物,以及到戏院观剧则颇有兴趣。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传”和福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传”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想要像他们那样生活。以后侯维兹教授介绍我看“奇异国”(Wonderland)丛书的奇妙世界,我被这些书吸引住,看上了瘾,没有几年,我便将加洛尔(Lewis Carroll)所写的两部名著译成中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1922年上海出版;《走到镜子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938年在上海出版。我常去看戏,但从未喜好过歌剧。我常常觉得在歌剧里,音乐搅扰了动作,动作又搅扰了音乐,可是爱好歌剧的人则觉得两者相辅相成。我喜欢看电影和话剧,像买“庆典音乐会”入场券一样,我也排队买罗伯森(Forbes Robertson)所写的《哈姆雷特》(Hamlet)话剧。我对戏剧兴趣这样浓厚以致加入中国学生戏剧活动,英文教授桑浦生(M.W.Sampson)曾指导我们演出邓桑尼爵士(LordDunsany)撰写的《失掉的帽子》(The Lost Hat)。我甚至试写剧本,那是一出独幕剧,名为《挂号信》(The Hang-Number Letter),大意是说明中国学生在美国讲英文的苦恼。这是我写的而在舞台上演的第一个剧本,谁系由学生主办。

  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创办《科学》月刊以后,需要远较严肃的写作。这个刊物后来成为一项重要的事业,值得在此叙述一下创办的经过。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记上写道:“晚间去任鸿隽(叔永)房间热烈商讨组织科学社出版月刊事。”我们都用文言撰文,安排《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由朱少屏先生任总编辑。第一期于1915年1月出版,共一百廿一页,十一篇文章、科学消息和一件附录,即我作的《和平进行曲》。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以任鸿隽为会长,杨铨(杏佛)为编辑。因为这个月刊不似《东方杂志》那样大众化的刊物,我们得要用从奖学金中特别节省下来的钱,支持这个刊物。有一段时间,我以汤和苹果饼作午餐,以致得了营养不良症。可是不久,这个刊物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科学社,当其多数在美活跃会员毕业还国之后,科学社迁到上海,继续发扬光大,直到1950年左右,别的同类刊物使其无必要(如任鸿隽所说)倡导科学的重要性。

  除了在上海出版《科学》外,我和中国的联系并不多,只经常和我堂表兄弟姊妹以及我最喜欢的姑母侬姑通信。那时中国最振奋的事件是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10月10日之后不久,同班同学王预叫住我说:“好消息!好消息!”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革命的事,我便提醒他在南京的时候,我们这些醉心革命的学生在追悼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奉命“举哀”之际,实际高声大笑,因为我们全跪在祭坛前,没有人能听出有何不同。那些年另一件重要大事是1914年的欧洲大战。我们并未认清那次战争的重要性,我在1914年7月31日的日记上只记“欧战迫近,何等荒谬!”继续忙于科学社开会等等。8月20日我记“见到飞机”,那些双翼飞机还不能用于作战。

  除了编辑《科学》月刊等活动及听音乐会和看电影之外,在运动方面我也颇为活跃,中国学生很少有长的身高体壮足可加入美国队的,惟我们有自己的各项球队。“中国学生联盟”分东、西两部,东部包括中西部,每年夏季(有时还加冬季)举办一次讨论会,除讲演、音乐会及其他文化活动外,通常还有运动会。1913年8月25日,我获一英里竞走冠军,成绩是十分四秒,那时的世界纪录是九分钟。1915年我又获胜,成绩是九分五十一秒,惟1918年切除盲肠后,便未获胜过。

  在康奈尔的中国以及美国学生在运动方面表现颇佳。我们不但每星期须有两次走或慢跑两三英里,且必须能游泳六十英尺方可毕业,就是每天在校园走上走下也算是一项运动,特别是冬天在一呎深的雪里跋涉。外国学生免除游泳的规定,但我仍然学会游泳。

  溜冰是我们中国学生学习的另一项体育活动,琵琶湖(Beebe Lake)近在校园旁边。一种变态溜冰是从图书馆斜坡前冰冻的人行道上滑溜而下,学生多喜欢这么作。整个冬季,斜坡光滑如镜。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出事率极低。

  尽管纽约州中区气候严寒,我感冒的次数反比平常减少。我住进学校疗养院只有一两次。我听从校医韦礼斯(T.W.Willis)的劝告,镶上假牙,使得我健康有了进步,也对我的心理发生有利的影响。如前文所述,我年轻时候跌掉两颗门牙,以后便羞于言笑,别的孩童常取笑我说:“谁拿走你的前门?”我讲话虽仍发音明晰,可是遇到f及唇音,我得以上唇盖住下齿,发出唇齿音,而非齿唇音。牙齿镶好之后,经过一段短时间才完全适应,我觉得我是一个勇敢的新人,完全具有面对世界的信心。(译者按:本文第二部分第三节谓系在上海装上义齿。)

  我在绮色佳时常长程散步,最长的一次是和任鸿隽、杨铨、邹秉文及其他人,于1913年7月22日往返陶哈欧瀑布(Taughanough Falls),来回二十三英里。初到美国四年之间,我从未离开绮色佳,直到1914年7月4日,我才搭乘火车前往水牛城,参观设在尼加拉瀑布城(Niagara Falls)的晒待得小麦公司(Shredded Wheat Co.)。我既然开始旅行,在寒暑假期总要长途旅游,有一次曾远至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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