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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第四章 喋血跋涉】

  祸从天降

  中关村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到处都是大字报。昔日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学者、专家,一夜之间,全变成了丧魂落魄的“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挂牌、游街、示众,被“一脚踩在地上”,还要“永世不得翻身”。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红卫兵,挥舞着军用皮带,耀武扬威地从街上走过,他们大多数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居然把打人视为是可以称雄于世的“革命行动”。

  每一个单位都出现了扎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数学所当然也未能幸免。当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涌向陈景润,把他当做“寄生虫、白痴、传染病患者”揪出来的时候,他茫然不知所措,一双疑惑的眼睛瞅着这群疯狂的人们:世界,怎么了?人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平时不过问政治的他,政治毫不留情地来过问他了。而且,如此的严酷,如此的不容商量。这是一个极端蔑视法制、真理、事实的时代,几个人、十几个人或有一小伙人认为你是什么,便可以随便给你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到吓人的程度,给你戴上一顶顶帽子,你无法申诉,也无处无人听你申诉,只好认了。不知有多少正直的灵魂,受到无端的鞭笞,以至扭曲、变形,甚至毁灭。毫无人性地蹂躏人格、尊严是极端残酷的。

  数论王国中纵横驰骋的潇洒骑士,在现实世界中被丑化为一钱不值的垃圾,昔日的辉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大罪。甚至连极为神圣的哥德巴赫猜想也遭到莫名的亵渎:批斗陈景润的人唾沫横飞,用最时髦的“革命”性的语言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最令陈景润不解的是,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懂数学、数论的人,他们明明知道数学,且研究颇深,对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代表世界数学水平的名题,更是了如指掌。然而,却故意这么诽谤他,丑化他,这些人莫非是疯了?

  西方的社会学家以人有人性和兽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来解释这种非常时期的荒唐。实际上,这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结果。整个社会权力的失控和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私欲派性的恶性膨胀,几乎使所有的真理都受到颠倒。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陈景润怎能逃脱这场劫难?

  一身清白的陈景润,徐迟曾这样描绘他:“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这是诗人深情的礼赞,严峻的现实是,美丽的仙鹤正经受着无情的讨伐!

  他是属于室一级的“牛鬼蛇神”,外出时,必须自己挂好造反派赐给他的牌子。那是一块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三合板,上面用墨写着他诸多的罪名,一根细绳拴着,牌子不重,但是,那恶意的诽谤和邪恶的侮辱,却如沉甸甸的大山,压着身体瘦弱不堪的他。去食堂买饭,也要挂着。回来时,陈景润把牌子摘下来。精于计算的他,偶然发现了牌子的特殊用途,恰好可以用它遮挡从窗外射来的阳光。他用那台旧的收音机抵住牌子,挡在窗前。屋内,居然显得温馨了许多。

  高贵的数论已经被人践踏得不如一张草纸了。但陈景润像痴心不改的恋人,仍一如既往地恋着它。此时,他已搬到那间刀把形的六平方米的“锅炉房”中,没有锅炉,凸起的烟囱占了一个显眼的位置,进门的左侧,正好放一张单人床,一张断腿的凳子横着放倒,正好坐人,床,就成了书桌了。他伏在床上,仍然算他的数学。1966年6月,虽然发表了他那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但他知道,证明过程还有许多不足:过于冗杂,不简洁,还有失之偏颇和不甚明了之处。仿佛是上山的路,他上了峰顶,但路线尚不清晰,他要进一步完善它,简化它。窗外,门外,浊流滚滚,嚣声震天,陈景润揩干了脸上被啐的唾沫,深埋所受的创伤,仍是钻研他的数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不得不佩服和赞叹陈景润那已是痴迷得无法自拔的精神。

  当运动深入发展,目标逐渐转移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阶段以后,陈景润渐渐被狂热的人们忘却了。因为,较之于诸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大人物,陈景润真的算不上什么。他开始把牌子提在手上,一手拿着碗,一手提着那块牌子,见没有人为难他,慢慢地,那块牌子便靠在窗前,只发挥它遮挡阳光的应有作用。他终于明白了,他也可以“自己解放自己”的。

  狂潮奔涌,难得有片刻的宁静。已是伤痕累累的陈景润,经常处于心惊胆颤的心态之中。此时,数学界的泰斗华罗庚受到严重的冲击,他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学阀”,家被抄了,而且被“揪”到数学所进行批斗。内行人整内行人是很可怕的,某些人特地逼华罗庚的学生去批斗他,他们自然知道陈景润和华罗庚的特殊关系,于是,一次次地要陈景润“站出来”,去揭发批判自己的恩师。陈景润坚决不做伤害华罗庚并有损于自己人格和尊严的事,他恪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拒绝了那些人的无理要求。他对自己的恩师尊敬有加,且在形势异常险恶的情况下,也不改自己的初衷。陈景润在政治上,对于谁好、谁坏,心里有个谱,且决不做违心的事。据陈景润的老师李文清先生回忆,“四人帮”曾多次要陈景润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威胁,利诱,逼迫,曾使他几次差点试图自杀。他最终还是坚持原则,不写一个字。“文革”大乱,暂时的宁静之后,是越来越无法收拾的混乱,某些人借对华罗庚批斗的逐步升级,妄图再次加罪于陈景润,要华罗庚“坦白”为什么要将陈景润在被当成“白旗”拔掉之后,又将陈景润调回数学所,华罗庚态度同样十分鲜明,拒不回答这一问题。陈景润曾被带着去参加批判华罗庚的批斗会,他看不惯那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场面,乘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溜了出来,跑了。这种特殊的反抗形式,当然很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灾难,但心地纯洁容不下半点污秽的他,宁可玉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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