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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他几乎日夜都泡在这个只有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里。除此之外,就是上数学所的图书馆,陈景润十分欣赏这个被戏称为“二层半”的地方。一幢旧式的小楼,沿着古老的油漆斑驳脱落的木梯爬上去,一片幽幽的天地中,是一排排书籍,光线不大好,从书架中穿过,便自然会产生走向岁月和历史深处的感觉。有几许诗意,也有几分淡淡的落寞和凄清。陈景润个子小,又不吭声,他看书,翻阅资料,沉缅其中,经常忘记了时间的推移。工作人员下班了,吆喝几声,看到里面一片宁静,以为没人,急匆匆地下楼,关门,锁上。结果,把陈景润关在里面了。他是不着急的,干脆就在里面看书,待第二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上班,才发现陈景润的眼圈黑了,苍白的脸泛着青色,是熬夜?还是耐不往长夜和苦寒?没有人去深究。管理人员向陈景润道歉,他只是淡淡一笑,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

  叶剑英同志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通俗易懂,但未经苦战的人们,怎能品味这二个字的沉重和份量呢?陈景润调到数学所,正当青春年华,二十多岁的年龄,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几乎都向他敞开大门。而他却把青春岁月的全部,献给了攻克科学难关的伟业。

  繁华近在咫尺,诱惑也近在咫尺,陈景润全都把它们拒之门外了。久居京城数十年,陈景润居然无暇去饮誉中外的长城,而十三陵则还是后来和由昆谈恋爱时才去的。旁观者往往只看到成功者手中的鲜花和脸上怡然的微笑,对于那常人难以忍受的琐碎、艰辛、劳碌、失败,往往难以理解,甚至不屑去过问,这委实是人类的悲哀。

  他吃的更是简单,最经常的食谱是:二个馒头,五分钱的菜。手上提着一壶开水。陈景润是颇能喝水的,具有特殊的讲究:开水里总要丢下几片西洋参或人参。或许,这对于他是最奢侈的享受了,上好的西洋参和人参是买不起的,常用的是参须。他不止一次地向人们传授经验:喝参须和人参的效果是一样的。是崇尚中国百姓民间的养身之道,还是人参对调节人身机能的确具有某种神奇的作用?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这同样是陈景润人格的形象写照。

  漫道雄关。陈景润终于跃上峰巅了。1959年3月,他在《科学纪录》上发表关于华林问题的论文《华林问题 g(5)的估计》一文,他的结果是:

  g(5)=37.19≤g(4)≤27

  数论史上的一段空白,被陈景润以最宝贵的青春为代价,填补上了。

  陈景润在三平方米特殊世界中创下的奇迹,镌入永恒的史册里。

  风从南方来

  天有不测风云。人生道路更不像北京东西长安街那样笔直、坦荡。不过,陈景润万万没有料到,正当他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向数论天地中的一座座森严的峰峦挺进的时候,一场政治厄运会那么快降临到他的头上。

  从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中国就进入政治上的多事之秋。带有浓重极“左”色彩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严重违背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造成了比例失调、经济大幅度下降的被动局面。社会主义应当怎样搞?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人民第一次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别有用心的康生,极力在教育、科研战线推行极“左”路线,率先在武汉大学开展以整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1958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情况,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号召“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此风迅速刮向全国。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亲自到北大传授经验,和北大近邻的数学所也全部去北大听报告,浓重的火药味立即弥漫原来宁静如沐的数学所。

  陈景润依然神游在他的数学乐园。指点漫山秋色,审视夕阳西下,或恭迎红日东升。对于政治运动,他弄不清楚,也没有兴致去弄清楚。自从到了北京,日常的政治学习,规定要去参加的记起来,是会去的,有时一忙,就忘了,所里的领导和同事理解他,从来没有抓他的辫子。他想得很简单:把科学难关攻下来了,就是对党对祖国的最大贡献。因此,对待当时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他的认识显得分外的幼稚,有时,甚至会闹出笑话来。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是针对党内外学者的,并且,一开始就抓住了数学领域,批判“数学不能联系实际”,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烈火很快就烧到华罗庚身上。当时,数学所三位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关肇直、张宗燧被作为大白旗,实际上后面二位是“陪绑”的。三个人被迫作检讨,关、张较快地通过,全所集中力量批判华罗庚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了提高青年骨干的理论研究水平,华罗庚在50年代后期组织了“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他的用意,并不在于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而是借此提高整整一代人的理论层次和能力,这种极有远见和创造的培养年轻人的方法,被诬陷为是提倡“搞古人、洋人、死人”的东西,是“毒害了青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华罗庚将陈景润调来数学所也成了一大“罪状”,理由是陈景润走的是“白专道路”,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大火终于也烧到陈景润的头上了。

  惊慌、迷惘,无处求助,当一双双严厉的目光直视着陈景润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他单纯、善良,并非不相信党。当中苏关系破裂,声势浩大的“反修”斗争方兴未艾之时,陈景润偶尔从哪里听到一丝半爪的消息,曾经十分惊惶地跑到数学所的书记那里报告:“不得了,有人要反对苏联老大哥了。”经过书记反复地解释,他才半信半疑地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如今,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直接威胁到他生存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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