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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1943年部队继续打击敌人,在敌人用汽车运输的一个多月内,仅第三十八团就炸毁汽车32辆,毙伤日、伪军380余人……迫使日军放弃了汽车运输,改用骡马运送物资了。当然它仍逃脱不了部队和民兵的袭击。一天晚上,敌170余人正在行进,第三十八团一连副班长王光福带领他的小组,向敌人身后打枪,敌人立即用步枪、机枪、掷弹筒一齐开火,打了一阵,见无动静,继续前进。王光福小组又在他们右前方打枪,敌人又打了一阵。敌人决定回巢时,途中又被王光福小组打了一阵。陈赓听到后,高兴地说:“这叫扭击战术。”

  1943年9月,陈赓准备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行前,特地把围困指挥部的李懋之和中共沁源县委的领导人叫来,听取他们的汇报,共同研究围困斗争的问题。陈赓说:“目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很好,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已经开始反攻;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已进入防御,这对我们的围困斗争很有利呀!”他说:“沁源围困斗争,意义很大,它不仅巩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打破了日军创造‘山岳剿共实验区’的狂妄计划,又锻炼了我们的党和军队,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勇气,也密切了党群和军民关系。这场斗争必须坚持到最后胜利!”他表扬了部队及几十个民兵战斗英雄,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地斗争下去。特别对负伤52处,击毙敌兵37人的民兵英雄任燕,给予了极大关注。

  陈赓向李懋之交代:“反‘维持’斗争是围困斗争的中心,对那些煽动‘维持’的民族败类要坚决惩处,杀一儆百。还要大摆‘地雷阵’,扩大‘麻雀战’,巩固‘树哨’和‘烽火哨’,在战术上要不断创新。县基干队和民兵集团的战斗力已经有很大提高。现在沁源城的日军木村大队,出扰不多,战斗力也弱,它不像开始时斋藤大队那样嚣张。因此,围困沁源的主力部队,决定只留第三十八团一个营,其余的要归建。”他强调说:“围困战的任务,决不能因为主力部队少了就放松了,要注意提高地方部队和民兵的战斗力,要特别防止发生麻痹松懈思想,要继续积极斗争下去,争取最后胜利。”

  根据陈赓的指示,部队和民兵决心更加努力地斗争下去。地雷战又发展成“坛坛雷”、“罐罐雷”、“砖瓦雷”、“陶瓷雷”等,每当敌人进村翻箱倒柜、一举一动都要碰上“土雷”轰炸,弄得草木皆兵。针对敌人出扰少的情况,部队和民兵紧缩包围圈,到据点周围去打击和袭扰。有一次突然袭击出扰之敌,当场毙伤敌40余人。水井中填了死猫死狗后,敌人不得不派人出城到沁河挑水吃,河对面山上有我军的神枪手,每天都要击毙几个出来挑水的敌人。

  山西省汉奸报纸《新民报》特派员董长庚随日军到沁源后,回去发表了一篇通讯悲鸣:“交口到沁源间,为共匪区域,为共产军三十八团集中地,另外还有民兵组织,势力相当庞大。他们有一种顽强的力量。自1942年10月日军占领沁源后,城内尚无‘维持会’组织,由此可见一斑。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远远望去,就是一座死城。”

  1945年3月,沁源军民向敌人发动了最后的围攻。在敌人碉堡外面及道路上埋设4000多颗地雷,山上遍插红旗,道路上布满柴草,白天摇旗呐喊,施放烟幕;夜晚燃起堆堆大火,锣鼓齐鸣。部队和民兵紧密封锁,弄得敌人粮断弹绝,没有水喝……不得不于4月11日逃出沁源城。一路上,又不断遭到部队和民兵的打击。沁源围困战获得了全胜,沁源县城重新回到人民怀抱。

  沁源围困战的胜利,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扬。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将沁源军民的斗争誉为“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敌后抗战中模范典型之一”,“放出万丈光芒的异彩!”

  四、重视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中,在敌后指挥作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敌强我弱,敌人经常是主动进攻,八路军被动应战。陈赓却能根据敌人的变化,使自己从被动变为主动而取得胜利。这正如《孙子兵法》上说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陈赓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位当年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任情报科长的他,在抗日战争中也注意抓了情报工作。

  1941年,陈赓决定加强情报工作,向白晋铁路和同蒲铁路再撒出一张情报网。于是,他在太岳军区司令部召见了高庆奎。

  “你好呀,小高。”陈赓握着高庆奎的手说,“组织上准备调动一下你的工作。”

  高庆奎眼睛亮了:“什么工作?”

  “情报工作。到白晋铁路线上的长治城里去。”

  高庆奎有点出乎意料:“我能行吗?”

  “我们考虑你曾跑过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同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陈赓望着他,“我们觉得你做这个工作比较合适。这个工作很重要。”

  “因为重要,我怕做不好。”高庆奎心里还有点不踏实。

  “那就要好好学习。”陈赓说,“这是个秘密工作,以后你归我直接领导,我的代号是一〇一,我们是单线联系。你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太岳军区后勤部经济科员。”

  至于怎么搞情报工作,陈赓给他一本《怎样做军事情报工作》的文件叫他学习,然后抽空断断续续地给他讲了3个月的课。陈赓引用了《孙子兵法》上的话:“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陈赓说:“先知靠什么?主要就是要摸清敌人的情况,才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要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必须敢于深入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同他周旋。”

  “不过,必须保全自己,才能完成任务。”所以,陈赓望着高庆奎认真地说,“要坚决做到六戒:第一,戒白天在大街上露面;第二,戒在敌占区照相;第三,戒嫖妓;第四,戒赌;第五,戒去娱乐场所;第六,戒酗酒。这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

  高庆奎按照陈赓的指示,于1942年2月14日潜入长治市。陈赓同时给他配备了两部电台:一部设在屯留县余吾镇东北的游击区内,代号为丰隆号;另一部设在太原市,代号为大丰号。必要时,还可以借用临汾东山武工队的电台,代号为恒丰号。以便随时联络。

  高庆奎拿着陈赓写的亲笔信,到长治城内,和一个在西关北街摆书摊的人接头。陈赓的信是这样写的:

  书存兄:

  今有表弟宗昌来长治办货,请尽力协助为盼。

  表弟 王祯

  因此高庆奎的名字又成了“高宗昌”了。高庆奎到了长治之后,有关日军在长治驻防和指挥官更动等情况,陈赓都了如指掌。

  当然这样还不够。“应该把对日军表面情况的了解深入到内部去,这就需要进行策反工作。这工作很难,但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日本人利用我们中国人当汉奸,我们应该更能够把中国人动员起来对付日本人,因为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要动脑筋想办法。”陈赓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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