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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但是几次大战,并未能击破敌人一路,因而未能使战局发生有利于红军的重大变化,反而遭到重大伤亡和消耗。

  陈赓曾说:“七里坪之战,比任何一次内战更为猛烈。” “战斗的激烈程度,为鄂豫皖苏区前所未有。”

  七里坪之战,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把围攻暂时停下来,调整部队,补充兵力,重新部署。张国焘却误以为敌人的这一举动,是“全面崩溃”了,“全国红军应趁此时机起来消灭‘围剿’,迅速完成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是事情并没有像张国焘想象的那样发展,很快,敌人再度围攻开始,红军被动作战,多处均未能得手,苦战中,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先后牺牲。盲目轻敌、狂妄自大的张国焘此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成惊慌失措,右倾逃跑,决定放弃根据地,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

  陈赓认为,鄂豫皖红色区域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只不过是张国焘机会主义形成以来各项错误的总暴露。

  陈赓一到大别山,就被任命为第三十八团团长,是因为原来的团长被作为“反革命”被张国焘抓走了。过了几天,这个部队的师长也遭逮捕。他当团长后,就发现他的特务连里,有很多年轻战士,都在被逼着“自首”,被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在上海特科工作多年的陈赓,非常清楚什么是“反革命”。他见到这种情况惊异不已,就直接找张国焘提意见,对其“肃反”政策表示怀疑,认为不应在干部、战士中搞逼供。张国焘怎能听进他的意见呢?反而给他扣了一顶“动摇”的帽子。此外,陈赓还发现张国焘滥用职权,排斥和打击红军和大别山原来的领导干部,加上种种罪名,给予斗争、撤职,甚至杀害。陈赓联络一些人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收效甚微。

  陈赓在1932年秋扶山寨阻击战中负伤,这次不是左腿,是右腿小腿骨中弹。当时医疗条件差,碎骨未处理,即将伤口包扎起来,伤口愈合后,勉强能走路,但在这次反“围剿”中,疲于奔命,多次的长距离急行军,伤腿的隐患就暴露出来,发炎红肿,疼痛难忍,最后弄得连马都不能骑了。10月8日,他躺在担架上指挥第十二师和第十师,在河口以东击溃国民党堵截部队第八十八师的1个旅和胡宗南的1个团。第二天,敌军第二师又向河口东北地区进犯,陈赓又在担架上指挥部队以刺刀、手榴弹打退敌人七八次的冲击。黄昏时分,他还组织指战员进行反突击,再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三、负伤离队

  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铁路线西进,陈赓坐在担架上,日夜颠簸,伤势更加严重,他不愿再拖累部队,加之对张国焘路线不满,拒绝了张国焘让他当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意见,要求离开部队去上海治疗伤腿,得到了组织批准。

  10月下旬,部队行军到了河南省南阳与新野县之间,陈赓化装成商人模样,徐以新看着他右腿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部队。这时身边再没有小牧童出身的卢冬生那样的人陪伴他了,独自一人,肩上扛着个褡裢,拄着根棍子,向着北方蹒跚走去。

  本来,去上海走武汉最近,坐上船沿着长江一路下水就到了。由于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铁路时,派一支部队佯攻武汉,蒋介石非常惊慌,急忙调集重兵防守武汉。这样,陈赓就很难进入武汉了,只得绕远路走。

  红军刚刚过境,国民党军队防范很严,陈赓没走多远,就被民团的几个团丁拦住,陈赓给了他们一点钱,就过了这一关。

  他雇了一辆小推车坐上继续往前走,夜晚住在一家客店里,民团的人来查店,盘问陈赓:“从哪里来?”

  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陈赓从容地回答:“我是从湖北省樊城来买桐油的。”

  “你怎么是湖南口音?”

  “湖南湖北是邻省嘛!”陈赓回答,“我在樊城亲戚家当学徒。”

  团丁们突然问:“住在樊城哪条街?”

  这可把陈赓问住了,他没有去过樊城,不知道那里的街道名称,但灵机一动,想到樊城濒临汉水,就回答说:“住在河街上。”恰好樊城正有一条沿河的街,并且确是桐油商贩的聚集地。团丁们没有问出破绽,但还怀疑他,打算第二天把他带到南阳城里去。当晚,4个团丁在店铺住下,并且指定陈赓睡在他们中间。

  陈赓见势不妙,于是拿出20元钱,交给店铺老板说:“8块钱存在柜上,将来我回来再取。”老板明白这实际是送给他的。剩下的12元让老板买酒菜和鸦片烟,供这4个团丁吃和吸。在陈赓殷勤劝诱下,4个人被灌得醺醺大醉。当天深夜,在店老板的帮助下,陈赓骑着毛驴逃走了。次日,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交通员老李,带领一名化了装的红军伤员,来到新野城北15公里的樊集第二高等小学校,找到以教导主任职务为掩护的中共新野县委宣传部长王慈如。老李交代说:这是一位红军干部,尽早护送到南阳去。当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王慈如急忙把右腿一瘸一拐的伤员隐蔽起来,并安排人照料他的生活。王慈如在交谈中得知,这个伤员就是红军的师长陈赓。陈赓还讲了国内外形势,以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分别对接触到的同志讲述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实现等革命道理,对大家进行了很好的教育。同时他还不顾伤口疼痛,勤奋好学,叫王慈如找来很多书报阅读,并通过接触到的同志对当地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后来找了一位熟悉情况的人护送陈赓去南阳,陈赓化装成商人,那人化装成他的伙计,雇一辆小推车推着陈赓。当走到离南阳城还有16公里的关爷庙时,遇见了设卡盘查行人的民团。民团在盘查他们时,一方面感到这客商有派头,不敢进行细察;另一方面对这位客商的外地口音和不下小推车的行为等产生怀疑。两个团丁咕噜了几句,命他们3人暂时在路边休息片刻,留下的团丁继续盘查行人,另一个团丁往北走了。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陈赓,判断北去的那个团丁是去报告上级,上级一来就危险了。于是示意那位护送的干部,让他大声说:“咱们到南边那个饭铺吃饭去吧!”3人迅速离开哨卡,绕路返回樊集第二高等小学校。

  王慈如又把陈赓安顿在另一个中共党员家住,然后和南阳中心县委联系,按照约定的暗号、时间和地点,派人于黎明前,护送陈赓经新集乘船渡过白河,在河东岸与南阳地下交通员接上头,然后领着陈赓顺利地到达了南阳。

  陈赓生前没有提到过离开红四方面军时,有中共地下党护送过他的事,可能事隔几十年,他已记不住那时的很多细节了。当时红四方面军大军过境,敌人十分紧张,处处设卡盘查行人,严防红军零散人员漏网;中共地下党自然也是十分紧张,肯定会做积极掩护红军伤员的事。

  陈赓到了郑州,住进一家旅馆,又遇到一次危险。他自己对此有叙述:那是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郑州后,陈赓和陈锡联、杨勇等几位中原军区的纵队司令员,进城观赏市容。当走到大金台旅馆前,陈赓指着说:“我在这里住过。那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铁路西进,我因腿伤不能随队行动,党决定我去上海治疗。从南阳辗转几日到了郑州,准备转乘陇海路火车经徐州去上海。因怕暴露身份,就换了件像样的衣服,住进这家在当时算是阔气的旅馆,但还是被胡宗南部队一个军官认出来了。他是黄埔军校的,向我打招呼:‘喂,你不是陈赓吗?几年不见了。’我吃了一惊,但面不改色地用上海话说:‘阿拉是上海人,做生意的。’他说:‘我认错人了。我的朋友是湖南人,和你生得一个样子。’被我给骗走了。但我也不敢在这里多停,就急赶着去上海了。”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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