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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第九辑:十年一梦〗

  【二十年前】

  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利。

  我不是在讲梦话,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迷魂汤在我身上起过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还想再一次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土重来。”结果过去的还不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这样:十岁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问,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后来不知道怎样,我渐渐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到十五岁的时候可以说,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间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再回顾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协会分会召开的批判大会。

  这年六月初,我因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等地待了两个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宾,然后回机关参加“运动”。我在作协分会一向只是挂名,从不上班。这次的运动称为“大革命”,来势很猛,看形势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全国作家大半靠边,亚非客人在西湖活动三天,却不见一位当地作家出来接待,几位北京来的熟人在上海机场告别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连曹禺也是这样。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内心空虚得很。

  解放后虽然学习不断,运动不停,然而参加“文革”这样的“运动”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回到机关我才知道给编在创作组里学习。机关的“运动”由上面指定的几人小组领导。

  创作组组长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点名气,以前看见我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现在见面几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觉到他要同我“划清界限”了,心里更紧张,可以说是自己已经解除了武装,我们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腾,绝大多数是针对叶以群、孔罗荪两人的,好像全是判决书。也有几张批判我的大字报,讲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

  参加学习后,我每天都去机关开会,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后来要按时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学习,最后就是隔离审查,由人变“牛”。这是我回机关报到时万万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组学习,十日下午便在机关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发言人没头没脑地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听口气好像以群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还瞥见他坐在这个大厅里埋着头记笔记。总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会的几个头头也不向群众作任何解释,反正大家都顺从地举手表示拥护,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会连小会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会后出来,一个熟人小声对我说:“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讲出去。”我打了一个冷噤。她是专业作家,又是党员,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实情况。

  晚上我睡前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我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一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给造反派押着从机关回家,看他们“执行革命行动”。

  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带走了几口袋的东西,其中就有这几年的日记。日记在机关里放了将近十一年,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划了些红杠杠,但它们终于回到我手边来了。都是我亲笔写的字。为了找寻关于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着,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为什么人们不先弄清是非,然后出来表态?不用说我不会得到答复。今天我也常问:为什么那些年冤假错案会那样多?同样也没有人给我回答。但是我脑子比较清醒了。

  在“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当时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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