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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上面说的这次修改是什么时候搞的,我已经记不起了,南国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纸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么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订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还给保留着,可是关于“朋友Y”的整整一段都没有了,代替它的是六个虚点,说明这里有删节。这删节和上一次的删改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让读者忘记我在福建有过几个办教育事业的朋友,省得在每次运动中给自己添麻烦。我今天还感到内疚,因为删节并不止一次。我编佣文集》第十卷,还删去了《短简》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写的一篇书信体散文,后来收在《短简》集里,一九三七年和四九年共印过两版,文章里也提到“被我们称为耶稣的人”,我接着说:“他的病怎样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难。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爱惜他吧,比爱自己还多地爱这个人吧。我知道你们是能爱他的。”《短简》以后不曾重印,编入《文集》时我删去了这封公开信。这也就是所谓“划清界限”吧。我只说“感到内疚”,因为我当时删改文章确有“一场空”的感觉,我也为那些过分的赞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读旧作,并不脸红,我没有发违心之论。不像我写文章同胡风、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划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读,点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么人证、物证,别人安排我发言,我就高声叫喊。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我今天仍然因为这几篇文章感到羞耻。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现在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终于到了“文革”发动,我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死敌”,所有的箭头都对准我这个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划清界限”,一连十载,我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是我能说我就还清了欠债吗?

  二

  近两三年我的记忆力衰退很快又很显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国的梦》,我拿着书翻了两天,只顾在《旅途随笔》中追寻《南国的梦》。只有写完本文的第一节,昨天我才发现在另一篇《南国的梦》里我的确写了不少叶非英兄的事情。说不少其实也不算多,因为我同非英就只见面几次。用《南国的梦》作题目,我写过两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广州写的,那时我刚刚去过泉州,在他的学校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带走了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我又准备到广东朋友新办的乡村师范去参观,因此文章写得短,也没有讲什么事情。

  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脱稿的,我从桂林经过温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报刊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占领鼓浪屿的消息,想念南国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动的时候我写了像《南国的梦》那样的“回忆”文章,叙述了我三访泉州和几游鼓浪屿的往事。我手边没有当时在上海刊行的文学小丛书《黑土》,不过我记得它就只印过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编佣文集》第十卷时对这篇回忆也不曾作过大的改动,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后加了一个脚注。我这儿说:这篇回忆是在我十分激动的时候写成的。我当时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见到“耶稣”,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想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结果还是一场空,我不仅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用这几句话来解释以上的两篇回忆,也很恰当。

  对。这就是那位写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划清界限”的文章吧。我当初加上这个“脚注”,只是为了回顾过去,解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确在当时表态就是检讨,就是认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

  我好像还不知道叶非英和曾在广东办学的陈洪有都给划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经不少了。据说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五八年几次受批判,特别是在第四季度所谓“拔白旗”运动中被姚文元一伙人揪住不放,在三个刊物里讨论了整整三个月。我内心相当紧张,看不清楚当前的形势,从鸣放突然“转化”为反右,仿佛给我当头一棒,打得我头昏眼花,浑身打战,五八年因为一篇批评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动地写过两次检查。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辑《巴金选集》。责任编辑看了全稿,还希望我写一篇表态的前言后记。我不想写,却又不能不写。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法斯特的悲剧》记忆犹新。我战战兢兢,仿佛大祸就要临头,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责的文字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怨气在字里行间流露。后记写成,我把它寄给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务。没有想到不久曹禺经过上海,到我家来,看了我这篇后记的底稿,认为它“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说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对荃麟同志讲了。荃麟和曹禺一样,不赞成用这后记,他们都认为“不大妥当”。他后来征得我的同意,就让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说明。荃麟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不过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写出来了,表一表态也没有害处。

  这些年运动一直不断,日子不会好过,我把抽出的后记保留下来,我想会用得着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为散文《我的幼年》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国的梦》的脚注中引用的几句话也是从那篇后记中摘录下来的。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约我编辑《选集》,那篇难忘的后记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后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我无意间翻出它,重读一遍,略加删改,就放在新的《选集》里面。我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心里却想着一个朋友。在姚文元一伙人围攻我的时候,他安慰过我。可是在“文革”发动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谓“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我在全国人代会上见过他一面,是那样瘦弱,那样严肃,我希望他早日度过难关,却想不到问题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坏,他居然给关进监牢,而且死在狱中。他为了说服我同意抽去后记,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新版《选集》中又采用那篇后记不仅是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纪念这位敬爱的亡友。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着编造假话。形势改变,我不再整天战战栗栗地念着“臣罪当诛”,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了。

  因此再一次请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谅,将来如果有机会重佣南国的梦》,我还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脚注,我也许没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觉得解剖自己还远远不够彻底。我说一九四七年再看见非英,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并不是在他蒙冤的时候向他投掷石块,也没有人逼着我发表文章跟他“划清界限”。而且经过八年抗战我自己也有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未减少我对非英的敬爱。只是全国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接一次的学习仿佛把我放进一个大炉子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我紧张,我惶恐,我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不过我并未想过不惜任何代价,我并不那样重视生命。然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长处:生命力很强。我居然经过十年东方式的残酷的折磨而活了下来。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动人心的经历,我走出了地狱回到人间。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叶非英。他为什么不能活到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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