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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

  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埃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的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但赖帐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作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没法知道更多的详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不过两三年的工夫了。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嘲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

  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谈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利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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