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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第四辑:无边黑暗中的灵魂呼号〗

  【谈《新生》及其它】

  我一九二八年八月初在法国沙多—吉里城邮局寄出《灭亡》的原稿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完全忘记了写小说的事情。

  当时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在本地中学里过暑假。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了。那个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比我来得早。另一个朋友是山西省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上等玻璃灯罩工厂里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整个学校里冷清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看门人老古然和他的妻子。古然夫人早已过了六十,可是身体健康。假期中她还要为我们准备每日的三餐。我们在传达室(也就是古然夫妇的小客室)里坐得舒适,吃得愉快。那一对整天劳动的夫妇是非常和善的人,他们待我们十分亲切,就像待亲人一样。从巴黎来的山西朋友不曾见到我的小说。学哲学的朋友却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我最初在袁润身教授的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安徽朋友的意见才改成“约会”的。一年来他一直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朗读中国古诗,陆游的《剑南诗稿》经常在他的手边。我和他都住在大饭厅的楼上,我住的是一个较大的房间。山西朋友则住在学监宿舍旁边的阁楼上。学校前面有一个大院子。

  后面也有一大块空地,种了不少的苦栗树,篱笆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整个学校里大概只有我们五个人。校长全家到别处去了。总学监住在这个小城里,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来看看。我们对他没有好感。他就是我的短篇小说《狮子》里的总学监。那个中学便是我住了一年的沙城中学。我初期的好几个短篇像《洛贝尔先生》等等都是以这个可爱的又安静又朴素的法国小城作背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我返国后多年回想起来,还有如在眼前的感觉。

  在那三四个星期里面,我们起得早,睡得早。早晨,天刚亮,我们三个中国人先后走到学校后院空地上,在那里散步聊天。吃过早饭,我们便走出校门,有时走到古堡脚下,有时在街上逛逛,有时顺着河岸,走到田畔小路,有时便走上古堡,在那里喝瓶啤酒……我们回到学校以后,便回各人的房间,看书写信。晚饭后我们又到河边田畔,散步闲谈,常常谈到夜幕落下,星星出现的时候。路上我们又会遇到一些熟人,互相道一声“晚安”。我们走到校门,古然夫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听到她那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

  那位好心的贫苦老太太,她今天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我写到她的姓名,还像听见她的声音,见到她的面颜,虽然有些模糊了,但是“麦歇李”这两个字(两个法国字)和满是皱纹的十分和善的瘦脸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里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桥头一家花店和正街上一家书店是我们一年来常去的地方。我和那位安徽朋友过一些时候便要去买一束花,或者买几本书。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我们也要到花店买花束送礼。校长姓“赖威格”,他那个十二岁的女儿叫“玛丽—波尔”。我后来在短篇《老年》里借用过校长的姓,还把“玛丽—波尔”这个名字写进了另一个短篇《洛贝尔先生》。书店里有些什么人,我记不起来了。花店里有一个十七岁的金头发、苹果脸的姑娘,名叫曼丽,是我们的熟人。我们走过花店门前或者在路上遇见她,她总要含笑地轻轻招呼一声:“先生,日安”,或者“先生,晚安”。

  在巴黎,我们作为中国人不止一次地遭受人们的白眼。可是在这个小城,许多朴实、善良的人把我们看作远方来的亲戚。我为了那一个时期的安静而愉快的生活,至今还感激、怀念那些姓名不曾上过报章的小人物。在那种友好的气氛中,我写完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又在正街格南书店里先后买到十本硬纸面的练习簿,用整整五本的篇幅抄录了它。《灭亡》的原稿早已毁掉,可是那样的练习簿我手边仍有两册,我偶尔翻出来,它们仿佛还在向我叙述法国小城生活的往事。

  我在沙多—吉里最后两三星期安静的日子里,看了好些小说,我在这里不用“读”,却照我们的老习惯用个“看”字,因为我当时的确是匆匆地翻看,并非逐字细读。此外我和那两个中国朋友在一起聊天,虽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小说。那个山西朋友在法国住得久,看过不少的戏,他还向我们介绍那些戏的内容。有一次他谈起根据左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酒馆》,他讲到柔尔瓦丝的丈夫,那个盖屋顶的锌板匠,听见女儿在人行道上叫“爸爸”,失脚从屋顶上摔下地来,他讲得有声有色:幕怎样轻轻地落下,报告灾祸的音乐还在观众的心上回响……好像那个惨剧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一样。我以前读过两三本左拉的小说,这时又让朋友的谈话引起了兴趣。下一天我就到格南书店去买了《酒馆》。我在饭厅楼上我那个房间里看完了它。我接着还看过左拉的另外两部作品《萌芽》和《工作》(那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柔尔瓦丝的两个私生子)。因此我一连几天向朋友介绍左拉的连续性的故事。安徽朋友不久以前才读过我的小说稿本,便带笑问我,是不是也想写有连续性的小说。他也许是开玩笑,然而这对我却是一个启发。这以后我就起了写《新生》的念头。故事倒还不曾认真考虑,书名却早想好了。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那么《灭亡》之后接着出现的当然是《新生》。我在那些日子里想来想去也不出以上的范围。

  《新生》里应当有些什么人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是少不了的,那是李静淑,我在《灭亡》的最后就预告过她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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