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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陈独秀安抵上海后就给他来了封信,李大钊这才放下了心。这天,准备去日本的高一涵到他家中辞行,一见面先竖起大拇指对他夫人赵纫兰说:

  “守常兄不愧为侠肝义胆的大英雄!”

  李大钊夫妇都被他那严肃的表情惹笑了。见他又摸出一份天津的《益世报》扬了扬,吓唬道:

  “不过你这次去天津,还差点闹出事来呢。”

  原来报上登载了“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淡淡地一笑,将报纸递给了夫人,幽默地说;

  “消息挺快呀!看来暗探们也不是吃素的。”

  4

  仲春的一天上午,空气中弥漫着耀眼的暖融融的气味。蔡元培却和新任总务长蒋梦麟,在校长室里商量一件棘手的事。

  今年以来天津、北京学潮不断,很快蔓延到了全国。教育界与军阀政府又一次为索薪和山东问题对立了起来。先是北京各学校的教职员要求以现金发薪罢课,学校行政无法维持,以蔡元培为首的各大学校长不得不联名辞职。政府怕惹出乱子,只好勉强答应了条件,但又把账记在蔡元培身上。竟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他一人的辞呈。幸亏北大学生会代表立即赶去质询国务总理靳云鹏,内阁才慌忙改变了主意。紧接着,围绕反对日本提出的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又游行不断。先是天津的三千余名学生上街请愿,被军警打伤了五十多人,还逮捕了学生代表周恩来等人。北京学界愤怒了,又一次上街游行声援。在前门演讲时,被数千名军警包围,当场捕去一千六百余人。虽然到晚上多数学生陆续放出,但还是将四十三人关押在卫戍司令部。而且据传北京政府还准备将他们交给法庭处理,还想追究这些闹事者的刑事责任。正巧梁启超率领代表团回国,梁任公不愧是位血性男儿,凭他在巴黎和会期间奔走呼号的巨大影响,亲自去找徐世昌为这些爱国学生说情。但仍不见解冻的迹象,蔡元培终于火了,他明知出头露面没有好下场,仍书生气十足地领衔与各大学校长联名质询教育部,并一起具呈北京政府,明确反对出卖山东主权。为了表示自己与旧势力决裂的信念,他还在《新青年》发表了措词激昂的文章——《洪水与猛兽》。

  今天,刚出版的《新青年》正好送来北大。他却和蒋梦麟在为开放女禁,招收女生之事烦恼不堪。

  初春时,北大学生王昆仑来找蔡校长,说他姐姐王兰因病失学在家,很想进北大求学。蔡元培想起去年有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也曾给他写过信,要求开放女禁,男女同校。便笑着问:

  “她敢来吗?”

  “敢!”王昆仑勇敢地点点头。

  “好!那就让她来试试。”

  王兰就这样进了北大,成了哲学系一年级的旁听生。她还带头剪了头发,在《晨报》上发表了《北大男女共校以前的我和以后的我》一文,抒发了自己的感想。到了芳菲三月时,北大已陆续招收了九位女生。没想到这件触动了封建神经末梢的小事,不仅轰动了全北大,还轰动了全北京。

  就在刚才,教育部派了位道貌岸然的佥事来责问蔡元培,说:“招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呢?”

  蔡元培像被黄蜂蜇了一下,好好先生的雅量荡然无存,一股无名火顿时直冲脑门。他终于冷冷地回敬了一句:

  “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呀!从前是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报名了,大学就没有理由拒绝!”

  那位企事一下子被噎住了,不悦地拉长了一张马脸说:“蔡先生,你是老前辈了,但兄弟公务在身,有些话不得不说。开女禁之事关系重大,必须报部里核准,否则一切都不能算数。”

  话毕,铁着脸扬长而去。

  蒋梦麟有点吃不准了,胆怯地问:“如部里不同意,今年暑假招考,还收女生吗?”

  蔡元培不悦地瞪了他一眼:“你咋也糊涂了,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们要整治北大,改革教育,就一步也不能退缩。这样吧,你给部里送一份呈文,如有问题,我去找傅岳囗论理。”

  他话是这样说,心里却满渗出悲凉。想想黎元洪执政时,自己还能大刀阔斧地做成几件事。而自去年秋天回京后,政治空气简直恶劣到了极点。每做一件事,都会有人设卡。每走一步路,都生怕踩着陷阱。唉!看来在北京这种地方,真是有点待不下去了。

  他止不住又留恋起隐居西湖杨庄时的那份恬静和淡泊。

  就在离校长室不远,有两间宽敞的青砖房子,它就是蔡元培拨给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场所,被青年布尔什维克亲切地称为“亢慕义斋”,这“亢慕义”是德文译音,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因离校长室不远,白天还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一进门,只见“亢斋”正中挂有马克思画像。两边是一副对联:

  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

  对联出自会员宋天放手迹,上联为陈独秀所言,下联是李大钊的意思。他说在这个研究会里,有南方之强,也有北方之强。现在南北方之强团结在一起,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了。

  四壁还贴有许多富有革命气息的诗歌、箴语、格言等,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呼雀跃,连日聚会,李大钊也常和青年学生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

  此时,邓中夏、罗章龙和张国焘正在拜读《新青年》上蔡元培的那篇《洪水与猛兽》。三个人都是激动分子,都被蔡先生那痛快淋漓的文风折服得一阵阵地叫好。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用鲸的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

  至于猛兽,恰好是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这一期的刊物正好轮到胡适主编,所以他还在后面加了一段附记说:“这是蔡先生替北京英文《导报》增刊而写。我们因为这篇文章是现在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想说而不能说的意思,故把他的中文原稿登在这里。”

  邓中夏感叹地说:“凭蔡先生的地位和声望,能发出这样的声音,着实不易。哎!如果我们下一步建党的话,把蔡先生也拉进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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