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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第五章 鼓天下之气(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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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难得一遇的暖冬,年初的一天下午,天空中飘着牛毛细雨。只见一位手撑油布雨伞的青年人,快步走进了人迹稀疏的箭杆胡同。敲门时,年轻人发现,不远处有一双陌生的眼睛正狐疑地盯着他。

  开门的陈独秀,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下巴上的那颗大痣。

  “啊,是润之呀!真是难得的稀客。快请进。”

  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保释在家养病的陈独秀,发现狱中生活使他憔淬了许多,头发又落了不少,前额更加突出。但凹在眉骨下的两眼还是乌黑发亮,挺有神气。

  “什么时候来的?家里还好吗?”

  陈独秀示意他坐在写字桌旁的木椅上。陈独秀的卧室不大,一张床、一张写字桌、两架书就把房间挤得满满的。

  “才来几天,可惜母亲不久前去世了……”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逝世时才五十三岁,家莫时,他含泪写下了《奠母文》。从此后,他将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下,果断地抬起了头:

  “先生关在监狱时,我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了一个近百人的团体进京请愿,要求驱逐段祺瑞的走狗——湖南军阀张敬尧!”

  毛泽东欠身从布包里摸出几期《湘江评论》,递给了这位让他敬重的思想导师。

  陈独秀接过杂志翻了翻,说:“适之和守常在《每周评论》上夸你文字写得好,就是讲这个吧?”

  “那是两位先生客气了。”

  《湘江评论》创刊于1919年的7月14日,在二、三、四期上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胡适看见后,当即在《每周评论》上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举旗人之一,胡适能这样评价一个外地年轻人,非常不容易。而李大钊更是旗帜鲜明地称赞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议论,在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趁毛泽东品茶时,陈独秀很快被创刊号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吸引住了。他快速地浏览起来,两眼闪射出愉悦的光芒。他真要好好感谢这位湖南人,在他危难之时,给了他有生以来最高的舆论评价。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了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
  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了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有点不好意思了,只是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连声致谢。

  毛泽东气宇轩昂地抬起头,余恨未消地说:“可惜只出了五期,就被张敬尧这个反动军阀封掉了。所以我这次来京,一是要掀起驱张运动。专门在故宫附近租了一个叫‘福佑寺’的庙,作为驱张宣传机构‘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前日还在湖南会馆发起了旅京湘籍各界公民大会,有上千人参加呢。另外,就想来看望守常先生和您,讨教今后的救国之策。”

  他已去看过李大钊,在这二十年代刚刚开始之际,他有许多的想法和冲动,急于向两位思想导师倾诉。

  “快说来听听,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但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

  陈独秀虽然刚虎口脱身,却斗志未泯,还增添了一种豁出去的热望。说来奇怪,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这些日子却常想到人生的价值,国家的命运这些年轻人的话题,真正是四十而不惑了。

  “我为什么写《民众的大联合》?因为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现在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和改造的方法,就是刻不容缓地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联合起来干什么,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然后要打破强权和专制,欧洲刚结束的这场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用强权打倒了强权,结果仍然得到了强权。现在俄罗斯已经打倒了贵族,驱逐了富人,消灭了强权。我预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如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功,就是中国的民众大联合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因为‘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敢说一句怪话,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国的改革,一定比任何民族更为彻底。中国的社会,一定比任何民族更为光明。陈先生,守常先生已和罗章龙、邓中夏在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想问你一句话,在中国如何发动阶级战争,推翻军阀统治?如何走俄国人的路?我们当前究竟应该如何行动啊?”

  毛泽东终于激动了,英气逼人的大眼睛迷们地盯着陈独秀,渴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陈独秀一下窘住了,脸涨得通红。他仿佛看见了一个个性更为强悍的生命,在向他发问和挑战。他必须回答和思考一个迫切而严峻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路究竟应该如何走?

  可惜他暂时无法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但他不愧是位坦荡的真君子,用不无歉意的口吻真诚地说:

  “润之,你的问题提得很及时。二十年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应完全区别于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最近广东的陈炯明委托章士钊、汪静卫创办西南大学,他俩见我在京受人监视,难展宏图,邀我去一趟上海。孙中山也于去年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也想重振旗鼓。所以我最近想悄然去上海听听动静,顺便思考你提出的问题。相信我和守常,不久就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毛泽东走后,陈独秀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雨后初晴,空气格外清新。陈独秀的精神为之一振,毛泽东的到来,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这次见面使他对这位湖南人留下极好的印象,趁着余兴未了,他研墨挥毫,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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