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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李大钊在文章中写道:“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李大钊不但最早赶来看他,还出面召集《新青年》同人在六味斋为他接风,把蔡元培也请来了。陈独秀虽然身体有病加上行动受限制,仍快人快语地与李大钊逗趣道:

  “守常,这次坐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猜猜看,我要加盟布尔什维克了!”

  胡适听得脸色苍白,李大钊却高兴地从棉袍里摸出一首诗,还是专门为欢迎他出狱而写的。据说刘半农也在为陈独秀写诗,题目叫《D——!》,诗句也怪怪的,可惜今天还没写完,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李大钊先朗诵起来。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他深情地望着蔡元培,爽直地说:“我知道旧势力也容不得您待在北京呀!”

  蔡元培会心一笑,说:“可是我终于回来了。也希望你继续留在北大,我想请你在明年开一门宋诗新课如何?”

  陈独秀略一沉思,见盛情难却只好先答应了。这时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纷纷向他敬酒,他也关切地询问起各自的情况。

  钱玄同还在热衷于他的文字改革,他好像对政治革命兴趣不大。原来挺容易激动的大嗓门,在更加狂热的学生运动面前,突然变得微弱不堪起来。刘半农正准备去法国留学深造,他因国学底气不足受尽了旧派的辱骂,心里也一直憋着股气,发誓非混个洋博士的招牌不可。

  蔡元培和陈独秀都很关心周氏兄弟,周作人说他兄长又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最近正在翻译一个日本人的剧本。这个剧本,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周树人认为这个反战的剧本很适合中国的读者,每天晚上,兄弟俩点了灯,看着书卷上闪光的金字,不由得会想起作者在《新村杂感》里的另一段话:“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兄弟俩想在大风雨中,高擎起火把,让中国的青年也能觉醒过来,去忧虑人类的命运,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而周作人正热心研究日本的“新村运动”,想和《少年中国》的负责人王光祈发起“工读互助团”,提倡过一种城市里的新生活。他这怪念头很快引起了在座各位的兴趣,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应运而生,而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声浪日益高涨。蔡元培兴奋地说:

  “启明你谈的再详细一些,必要时把那位王光祈也叫来。我们可以先在北大作试验呀,只要有可能,我们几位可以作为发起人联名募捐。”

  周作人也来了情绪,双眼熠熠放采,用一口绍兴官话,描绘出一个美妙的幻景:

  “我们设想的工读互助团主要是办素菜食堂、制作工艺、洗衣和放映电影等。其中手工产品如毛巾、袜子等都以‘工读’的商标出售。并规定团员每日做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而团员的生活费、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王光祈把这种新生活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我想若是工读互助团成功的话,那么守常先生所向往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不就渐渐地实现了吗?”

  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欣喜地对视了一眼,觉得这倒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

  李大钊说:“这样做只要用极少的经费,极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尽做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愿,实行互助的主义,点子倒还真不错哟。”

  蔡元培不愧是位理想主义者,他好像已进入了角色,非常投入地说:“如果全国的苦学生都能这样组织起来,全国做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工余求学,全国有能力的人,也都来助成这项事业,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了。要是能感动全国各团体都这样做,中国的最大问题也可解决了。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做,那么世界最重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岂不是人类最大的希望吗?”

  陈独秀毕竟刚从牢房里出来,见蔡元培书生气十足,又忘情地兜售起当年以互助论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便不温不火地泼来些冷水,说:

  “在目前的中国可能吗?蔡先生,别忘了你我的遭遇和处境。这事可以做,但仅仅是一种试验。我建议今后《新青年》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投向广大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胡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一位含冤而死的女性,一种悲惨而不公平的社会命运。他的情绪顿时低落下来,面容凄威地放下筷子,说:

  “我近日正在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传。她叫李超,是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普通学生。她是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封建旧家庭,发愤出门求学。但因此也更遭封建传统势力的迫害,到后来竟一钱不寄,完全断绝了她的费用。她终于在最近因忧愤和贫病交加死了。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座破庙里,家里也没人来过问一声。后事全靠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找出许多信札,分类编记后送来我这里。我读了这些信稿,对这位无名女生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更重要的多!”

  蔡元培听得心头发酸,忍不住摘下眼镜擦了下潮红的眼眶。他觉得“五四”以后,更应该引导学生去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便郑重地提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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