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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同桌的三位中国人,都被他那种悲天悯人的内心独白感动了。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自康、梁变法以来,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可是中国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整个民族的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之中。

  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终于忍耐不住地爆发出来了。见他瞪大眼睛说:

  “翻开中国的历史,真不免让人生气。他妈的,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是不好吃呢?”

  这天夜晚,胡适回家后长吁短叹,难以入眠。他想起与李大钊的友谊,想起幼年胡家大院内的闷斗和寡母的忍辱负重,终于又起床给李大钊写了封充满温情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呢!耶稣说的好,收成是很丰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我们岂可自相猜疑,自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会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但我最害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互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担心我们的笔战会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担心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让我们从今以后都朝前走,向上走,不要回头理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过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前走,是向上走。


  他紧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和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虽然他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还是采取了一种客观研究的纯学术态度,并公开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还把以前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当胡适的文章在排版付印时,徐世昌政府以公开宣传过激主义为理由派警察查封了《每周评论》。几天后,胡适气呼呼地闯去警察厅找吴炳湘,想恢复办刊的自由。吴炳湘惊讶地望着这位小同乡,说:

  “你吃了豹子胆,竟敢主动送上门来了?安福系正想找你算总账呢,还不快去外国客栈避几天。嗨!我摊上你和陈仲甫这样的乡党,真是八辈子倒了大霉呀。”

  胡适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了事。不过他没有逃,还在继续为保释陈独秀四处奔波。但那场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也自然无疾而终了。

  18

  蔡元培终于作出了重返北大的决定。

  学潮早已过去,而请他回京的各界代表却不断地涌来杭州,隐居杨庄的那份平静和恬淡终于被打破了。他是在七月中旬回心转意的,说起来也有段佳话。对他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他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弟子,去年刚在虎跑出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他当时胃疾还未痊愈,还不能北上,汤尔和专程来杭向他推荐蒋梦麟先行代理校务。对蒋梦麟他自然中意,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教育学博士,为1886年生人,浙江余姚人,前清策论秀才,曾是他当年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学生。蒋梦麟在美国时,先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哲学,又从孟禄研究教育学,可以说把当时西方的新教育原理早弄得滚瓜烂熟了。他是1917年回国的,获博士学位其实比胡适还早呢!现在上海任《新教育》杂志主编。与中山先生来往甚密,几乎每晚都要去马利南路帮助孙先生赶写英文的《实业计划》。

  对蒋梦麟,蔡元培不仅看中他的人品,更看重他超人的行政才能。他很快将蒋梦麟召来了杭州,师生同游西湖花坞,一路吟诗记游,谈了不少趣事。蒋梦麟还留着当年的记忆,那是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在一个秋夜,佳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又回到了“兰亭修契”的盛会。忽地站出来一位文质彬彬、儒雅风流的才子,高举起酒杯,大声地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哄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蔡元培不解地问:“此公是谁呀?”

  蒋梦麟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位斗酒百篇的越中徐文长,不就是蔡先生您吗?”

  蔡元培也笑了:“想不到鄙人当年如此轻狂?”

  蒋梦麟又讲起了孙中山的趣闻,令蔡元培很感兴趣。他说:

  “有一段时间,戴季陶想到美国读书,托我去向先生请求。先生说人都老了,还读什么书?我只好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只好自己去求孙先生。孙先生又说,‘好,好,你去吧。’一面拉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个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蔡元培被孙中山的幽默惹得哈哈大笑。

  蒋梦麟就在这时传达了孙中山的意思,他说孙先生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重复了三年前的话。孙先生说在这种时候,北京更需要像蔡先生那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

  蔡元培马上听懂了弦外之音,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想起前几天一个闷热的夏夜,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邵力子陪他去见了李叔同。青灯古刹里,他望着这位昔日家资万贯,风流倜傥的浊世佳公子,一位艺术修养全面的艺术家,居然悄悄皈依佛门,出了“三界火宅”,而且立志埋名,甘澹泊,守枯寂,过起了一领袖衣,一根藜杖的苦行生涯,真是感叹万千,始终不得所解啊!

  那天师生相见的气氛有点悲凉,两人都没多说话,只觉得一颗心在静静的交流。听说李叔同出家后曾含泪紧闭山门,拒不见日本爱妾一面。又抱着病体,坚持“过午不食”的素志。苦心钻研佛经中失传多年的清规戒律——南山律宗。原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出家后却“六艺归一”,以一手脱尽火气的孩儿体抄写经文,普渡众生。夏丐尊说他做人极认真,而且做什么,像什么。今天一见那苍然脱尘的面容,才知他早已立地成佛了。

  邵力子正在奔走革命,还想劝说李叔同还俗,要他以出世之心在红尘中出道。

  李叔同却在袅袅青烟中微闭双目,叹息了一声说:“贫僧以为救国和念佛并不矛盾,以救国之心念佛,以念佛之心救国,都是能终成善果的。”

  他那种悲凉的叹息声,如一道闪光的偈语,震得蔡元培微微颤栗。只觉得浑身蒸腾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教精神。蔡元培回杨庄后,当即给全国学联,给北大全体师生写信,豪迈地发出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呼吁声。

  蒋梦麟带着蔡元培的希冀来到了北大。欢迎大会上,人们望着这位戴着眼镜,和蔼可亲的瘦高个儿,很快产生了一种认同感。蒋梦麟终于凭着他在演讲时的性格魅力,用一种谦谦君子的风仪,开始了他在北大的教学生涯。他是这样对学生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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