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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半点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吗?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蔡元培醒来后显得很激动,嗓音挺大地涨红着脸,执意要发表这份宣言。多亏元康劝阻,费尽了口舌,又以自己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启事在上海《申报》发表。他在启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医生嘱托,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但由于这时“挽蔡救陈”已初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了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还是很快在北大流传开来。

  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了。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他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无不为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深表敬意。

  17

  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了。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了。他翻开前几期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摘译)。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

  “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吗?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了。”

  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欲望,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吗?”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了。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

  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之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还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五四运动”后学生一登上政治舞台,安福系和研究系的政客,都开始制定了拉拢北大学生的策略。所以,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现在连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元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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