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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会议由李大钊主持,他沉稳地扫视了一眼众人,说:

  “北京学联提出了四项交涉条件,一是切实挽留蔡校长,二是教育总长不予更动,三是准许学生自由集会,四是惩办曹、章等人。我估计政府不会轻易答应,学联也作出了于5月19日北京学界全体总罢课的决定。仲甫先生认为,现在已不仅仅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蔡斗争’了,北京的市民已开始觉醒,于5月12日召开了十余万人的国民大会。现在的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如何因势利导,他有一套很成熟的看法,我们欢迎他作指导。”

  陈独秀气势逼人地站了起来,挥动了一下有力的手臂,大声地说:

  “蔡校长的毅然出走,使刚平息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掀起了滔天巨浪。现在北京学界流传着一句口号,‘罢不罢,看北大’!而北大如何行动,就看在坐诸位了。我今天刚为《每周评论》写完下一期的稿子,题目叫《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大家记得我在年初时,曾提出了科学和民主这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国内国外都面临着一个强盗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怎么办?我们必须实行民族自卫主义!万万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就成了下等无血动物。我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国民彻底觉悟的惟一途径,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等待少数垄断政权人的觉悟。记住,公理是不会自己发挥的。是要靠强力来拥护的。德、俄两国的皇帝,都是我们平民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现在已成了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敌人所压。中国的政治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只有发动平民征服政府。也就是说,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阶级——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些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我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是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见。所以我今天要明确告诉你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两条对策。那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李大钊的眼角露出了赞许的神情。张国焘和许德珩、邓中夏欣喜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纷纷表示拥护。

  邓中夏激动地说:“待学界总罢课一开始,我们就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还有十人团、国货维持会等深入大街小巷,向民众宣传先生的思想主张!”

  张国焘双目熠熠放彩地站起来,痛快淋漓地说:“蔡先生提倡劳工神圣,陈先生干脆明确地宣布: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我看下一步学生运动的重点,就是发动全国的劳工团体,罢工、罢市、罢课、罢教,一直罢到军阀政府倒台为止。”

  罗家伦有点胆怯了,面色苍白地问傅斯年:

  “是不是要……暴……动……了?”

  他这几天为了想探听些虚实,曾征得傅的同意,去安福俱乐部听过几次演讲。没想到被北大学生看见了,一传开来自然很狼狈了。

  傅斯年也开始迷惑起来,胡适终于不满地站了出来:

  “我不主张将学生运动引向极端的政治行动。这样做不但你自己很危险,北大也将成为学生监狱了。”

  陈独秀终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快的现实。在北大,以他为首的文人集团和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在关键时候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政治态度。

  他开始气愤地回敬了胡适一句,说:“我现在是脑筋惨痛至极,极盼望政府能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见他生气了,胡适便找个理由想先走一步。他还有许多正事要办,杜威夫妇马上就要来京讲演。他精心安排的这场学术活动,眼看将在罢课声中泡汤了。

  陈独秀还不肯放过他,还在大声地教训他说:“适之我要正告你一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处。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类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胡适气愤地摔门而出,在心里咒了一句:“让你的荒诞文明观见鬼去吧!”

  但是他回家后想想还是不踏实,就约沈尹默一起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

  学潮惟公来可以收拾,群望公来。

  北大果然成了关押学生的临时监狱。

  令人难忘的5月18日,北京各校的五千多名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地来到北大三院,哀悼一位为国事忧愤而死的爱国志士。他就是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郭钦光曾奋勇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激于当局滥捕学生之举,回校后胃部愤然大痛,呕血盈斗,竟卧床不起。临危之际,仍以国事为念,每每呕血不止,长叹不息,最后以一声“不复青岛宁死”告别人世,终年才24岁。那天乌云密布,群情激奋,追悼大会成了又一次反政府行动的动员大会。第二天,全市学生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课。这次活动组织的很严密,北京大学仍承担起领导骨干的责任。尽管北京政府先点名限令北大三日内首先开课,但北大学生就是置之不理。以后政府又连续两次下令三日内复课,学生仍不为所动。并严正声明:卖国贼不罢免,罢课要求不满足,决不复课。在北大的影响下,又冒出了“北京女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学联并肩行动。并模仿北大组成了许多演讲团四处宣讲,她们的行动口号也是:“罢不罢,看北大!”

  快临近月底时,各种谣传又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听说段祺瑞已像一头被刺痛的野兽,狂怒不已。他亲自去慰问了三位卖国贼,不断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一怒之下,先撤换了镇压学生不力的李长泰,换上了有“屠夫”恶名的王怀庆为步军统领。还警告钱能训,再不平息学潮,将换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学生们已得知政府在酝酿镇压阴谋了,局势突然严峻了起来。

  但北京学联仍不为所动,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均是北大学生领袖,已完全接受了陈独秀的行动理论。他们勇敢地在5月28日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界震惊的决定——

  凡罢课各校同学,自明天起均将行李书籍等收拾整齐,
  只要政府一声解散令下,就全体出校另谋救国生路。


  钱能训傻眼了,徐世昌也束手无策了。但是迫于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淫威,他们终于下了镇压的决心。徐世昌先在6月1日连下两令,一是继续往曹、章、陆脸上贴金,明令必须挽留。一是威胁各校复课,否则就要出动警力查办云云。

  面对军阀政府的凶残,本来已经束装等待解散的学生决心以更大的反抗来回答强权的挑衅。北京学联又一次秘密开会,而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三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运史永远震撼不已的大胆决定——

  自6月3日起,各校大举出动,示威讲演。凡参加的学生要把胸膛挺得更高,声音放得更大,要在通衢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讲。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演讲。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三万五千人全体被捕为止,即使鞭笞杀戮亦情甘共受。

  这是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勇气啊!当他们一行人走出北大时,都为刚才自己那种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流下了感慨的热泪。他们想象着明天将面对的枪口和马蹄,都觉得生死离别的时辰已经逼近。张国焘悲壮地提议去学士居喝酒饯别,大家顿时豪气满怀地击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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