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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看来他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进行战斗了。胡适倒吸了一口凉气,可他马上就要去上海了。杜威夫妇应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蒋梦麟等的邀请,将于4月30日来华讲学,而且要在中国停留两年。正像陈独秀对李大钊说的那样,胡适是不甘寂寞的,他这次请来杜威就带有预谋性,他的本意是想借杜威来宣扬实验主义的哲学,为自己在中国学界争得一席地位。同时,打击梁启超的研究系。研究系在当时被视为落伍的守旧派,同时又因与北洋政府瓜葛大多,名声不太好听。但是凭借梁启超的声望、才学和多年的努力,他的门人早已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胡适一心要作圣,必然想先扳倒这块拦路的老石头。

  11

  巴黎的列强们终于扔掉了威尔逊的和平橄榄枝,露出了坐地分赃的本意。梁启超殚尽心血,仍无力回天,以一纸电文,告急于他的四万万同胞: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外交危急!国事危急!!民族危急!!!


  徐世昌大总统的特聘顾问,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先生,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沉痛宣止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

  于是,身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紧急召集林长民、蔡元培等名流商量对策。众人悲愤地听着他的叙述,真是优心如焚啊!

  由于日本代表以拒签和约,退出和会相要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担心和会陷入困境,先劝说威尔逊总统对日本让步。威尔逊出于利用日军在远东反对苏俄的考虑,同意了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无理要求。4月30日,英、美、法三巨头就山东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德国权利移交日本。梁启超深表愤慨,立即将有关事实公诸报端,美国舆论大哗。上议院为此展开论战,甚至扬言与日本宣战也在所不惜。威尔逊特为此事赶回了华盛顿,亲自向议会作解释才算通过。梁启超见此计不成,又在参加各国政要及新闻界著名人士的宴会上,即席发表演讲,激愤地警告出卖公理的列强们:

  “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国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就是和平公敌!”

  今天是5月1日,这些平时温文儒雅的名宿,听说陆征祥已电请北京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竟群情激奋地挥舞起老拳,当即以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陆征祥:

  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已完全绝望,他觉得再开这种会已毫无意义。就缓缓地起立,坚毅地说:

  “我要先回北大了,现在挽救危局的惟一希望,只有靠学生了。”

  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又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蔡元培想起去见陈独秀时,这位当初称威尔逊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这位光讲空话的“威大炮”了。两人避开敏感的话题,陈独秀表示要在《每周评论》上专做火药味很浓的鼓动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爱国行动。

  第二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开了各位班长和学生代表会议。新潮社、《国民月刊》社的骨干也都来了,约一百多号人。他想起当年和仲甫一起给这些人开会的情景。当时是为了创办学术研究团体,为了能更好地读书。而如今举国上下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一想到这儿,他悲哀地望着学生们,嗓音嘶哑地说:

  “同学们!我不得不沉痛宣布——我们的国家眼看要亡了!我国的军阀政府,用出卖我们的主权换来的枪炮,武装了各自的军队,对外却不敢保护自己的国土和人民。而对内呢,却内战不息,寸土不让。最近的南北和议,就是个南北军阀分赃,缩小了的‘凡尔赛会议’。同学们,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我不得不吁请大家放下书本,用各自的方法行动起来!大家知道我平时不太主张学生上街游行,因为学生的天职是为国求学。可是今天,我们的当权者已利令智昏,决意孤行了。这个世道实在太黑暗了,拯救国家的希望,干涉政治的责任,也只好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要靠我们发扬自古以来‘伏阙上书’的真精神,去唤醒民众和舆论,以强大的压力阻止政府签约了。同学们!你们理解我吗?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校长,要逼自己对学生说出这些话,内心是多么地……悲……愤……啊……”

  他说到这里,眼泪哗哗地从双颊滴落下来。同学们望着这位一心想教育救国的理想家,那番不得已而发的慷慨陈辞,也感动得无语凝噎。大家目送着敬爱的蔡校长走出会场后,立即商议起各种行动方案。

  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成为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当时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傅斯年、许德珩、段锡朋还给大家分了工,确保这次声势浩大的活动忙而不乱。

  但是局势的发展又将蔡元培逼紧了一步。那天的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决定拒绝签约。汪大燮和林长民还将致代表团拒签电稿亲自送到徐世昌手里,徐阅后就交给国务院拍发。可谁也没有料到国务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国务院电报处有一位是林长民的同乡,获悉后连夜潜至林府。林长民急得一夜未眠,凌晨就赶到外交委员会报告,汪大燮一伙老先生虽急得七窍冒烟,团团乱转,却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再也无计可施了。还亏得一位叫叶景莘的干事提醒:

  “北大学生不正在发动学潮吗?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

  汪大燮这才大梦初醒,慌忙乘马车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宅求援。

  蔡元培刚从北大回来,他今天专门召开了北大教职员会议,商议如何对待学生的爱国行动。教授们愤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这帮人平时对北大的敌视,一致主张对学生的任何行动不加阻拦。李大钊和马叙伦还挥动着手臂激动表示,将一起上街示威,誓与学生同进退。蔡元培当即向学生代表狄福鼎讲清了校方的态度。

  “看来我们的行动要提前了!”蔡元培双颊微红,已成了一头被激怒的老狮子。一听完汪大燮的话,就给北大打起电话。通知学生代表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速来他家中开会。

  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却作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许德珩昨天下午一听说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先在西斋饭厅开了个紧急会议。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拼死一搏!”大家激动得眼里快冒出火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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