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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陈独秀久闻“傅大炮”的名声,今天总算掂出了一点分量。说实话,他非常喜欢这批有独立见解的进步学生。他们几乎囊括了北大当时的风云人物。像在座的除傅斯年以外,还有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李小峰、谭平山、俞平伯、冯友兰、毛子水、朱自清、何思源、高君宇等。对这份创刊号,不仅受不释手,还真有点惊叹文章中洋溢着的锐气呢。他又有点激动起来,因为他从这些青春勃发的脸上,看到了北大和中国的希望。他用一种真诚而感人的语调,说出了心中的见解:

  “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说说真心话。首先应该祝贺你们,《新潮》的创刊号办得比我预料的要好。一是好在有锐气,这期杂志为什么畅销呢?因为你们敢于以欧洲文艺复兴相标榜,与《新青年》相呼应,大胆地鼓吹‘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二是好在敢革新,文章以白话新体为主,而且全部使用新式标点。今天我接到一位杭州师范学生施存统的电报,说他们也想模仿办《浙江新潮》了。关于德、赛二位先生,这是我苦苦探求救亡图存出路悟出的真谛。今天我郑重宣布,我陈仲甫将为此奋斗终生,而且至死不改初衷!”

  他以凌厉的气势拍案而起,显示出一种大人物的霸气。全场为之欢呼鼓掌。

  傅斯年突然想起一件趣闻,去年哲学系师生合影,陈独秀挨着梁漱溟坐时放肆地叉开左腿。当照片出来送给他时,他却全然不知地摇摇头,说出一句令人发笑的话:

  “相片很清楚,只是梁先生的右脚伸出褂外太多了嘛!”

  接下去是自由提问,罗家伦先潇洒地站起来请教:

  “陈先生!自从机械征服了距离以来,我国已托生在现代的国群里,哪能不急起直追呢?所以我以为中国的出路——现代化。请问科学和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

  陈独秀对这位爱出风头的学生却不怎么顺眼,听钱玄同说。他为了沾点上流社会的关系,还曾偷偷去过安福系的俱乐部。

  他又沉下脸瞪了对方一眼:

  “没有科学和民主,哪有现代化?真是脱裤子放屁!”

  下面响起善意的嘲笑,罗家伦一点不在乎,也跟着大伙笑了起来。

  当陈独秀转到李大钊处,这位忠厚之人果然在等他。这些天,陈独秀因忙于《新青年》的编务,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心《每周评论》。从创刊号到头几期稿子,几乎都压在他身上。幸好还有位河北人张申府,拖着高一涵帮着写些稿子,跑跑印刷厂。

  陈独秀一见李大钊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就逗趣地说:

  “守常呀!你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出笼,人家就骂《新青年》成了苏俄机关报了。甚至传言我们从苏俄驻华使馆领了不少卢布和赏金呢,把个胡适之吓得躲避都来不及了。哈哈哈!”

  李大钊却笑不出声,他不无担忧地说:

  “适之是越来越讨厌谈政治了,我觉得《新青年》同人间已有裂痕。真是令人痛心哩!”

  陈独秀毕竟比他了解胡适,苦笑一声说:

  “适之并不是不喜欢政治,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惊讶西方人的民主和政治热情。一次集会演讲,台下坐满了名教授,大会主席却是位普通的工友。还听他说在一次妇女游行时,他发现最崇拜的杜威先生竟也混迹于队伍中高呼口号。所以说,他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不是你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此公一心想作圣,想开风气之先。他回国时打出了‘讲学复议政’的口号,强调二十年不入政界,不谈政治。这是因为他当时极想进北大,又觉得北大名家答本,与当时的政府也有复杂的联系。一句话,在他眼里,这北大的门槛并不是轻易好进来的。而蔡先生这位老革命党,尽管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但对教授参与政治却很感冒。像梁启超论学识堪称顶尖人物,但因一味投入政治就决不聘请。他是个聪明乖巧的人,当时这样说是想迎合北大的需要。另外他对北大章氏门徒占上风也有所胆怯,也需要时间来搞一下学术。现在好了,他在学术上已很风光了。我总觉得这位小老弟的政治热情只是淡了些,他毕竟是一位视民族为己任的思想家。别人只看到他很西化,我却认为他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士’阶层。古代的‘士’执干戈以卫社稷,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只是热衷于学理。胡适只是在等待时机,他的性格决定了今后必然大谈政治。只是他所谈的政治,与我们不同罢了!”

  李大钊惊愕地盯着这位雄才大略的兄长,对他的精辟佩服不已。说实话,他们正是因为胡适的因素,才创办了《每周评论》。还记得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他和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几个人聚集在陈独秀的学长室。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认为《新青年》出版周期太长,等送到上海印出来新闻也成旧闻了,那位鲁迅先生对此就很有意见。加上胡适的态度,他们想让《每周评论》多谈些时政,出版周期也快。而《新青年》更侧重学术性,多刊登些新文学作品。当时决定创刊号在年底前出版,陈独秀还记得对方的提醒:

  “你尽快将明年同人轮编《新青年》的次序公布出来,好腾出精力来办《每周评论》。另外,还得请你写一个《发刊词》,再在《新青年》上做一个广告。”

  陈独秀当时有力地搓了搓发僵的双手,爽快地说:

  “好!‘读《新青年》不可不读《每周评论》’,我就这样做个广告,行吗?”

  陈独秀见守常面容憔悴,心中隐隐不安:

  “唉!我是知道一个人支撑一份刊物的辛苦的,听说你连印刷和校对都在自己跑了。待我安排妥《新青年》,就来帮助你。我已向周氏兄弟约稿了,胡适也快回来了,他总要有所表示嘛!”

  李大钊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意,他仿佛又回到不久前那个难忘的夜晚。

  那是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了。他和张申府相约来到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的最后校对。张申府见陈独秀的《发刊词》对外交前景非常乐观,竟用不屑的口气反驳起来了:

  “陈先生讲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张公理战胜强权的第一个大好人,我不以为然。”

  李大钊望了一眼这位河北小同乡,赞许地说:

  “这就是仲甫的性格,喜欢想到哪就写到哪。如果引起了争论,那他正是求之不得了。”

  他又想起了陈独秀当年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觉得仲甫的思想,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徘徊和选择。应该借些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给他,按仲甫的禀性和气质,他是应该成为中国的列宁和革命领袖的。

  记得那一夜,两人微颤着跺着脚,一直校对到凌晨四点才结束。出门时,李大钊见高阔的天空挂着如镰的下弦月,苍穹中有几粒星辰眨着眼。望着隆冬之夜干冷的大地,穿着灰布棉袍的他和张申府踏着冰冻的马路,揣着一个巨大的欣喜,抄着手并肩前进。

  一个新的生命,一份崭新的《每周评论》,今天就要诞生了。一种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夜的寒冷,他们加快了步伐,隐隐地消失在那霞光微明的晨景里。

  两人正谈得兴起时,门被推开了,高度近视的沈尹默,有点鬼鬼祟祟地伸出脑袋,摸了过来。他见陈独秀也在这里,神色紧张地说:

  “不好了,国粹派要开始反扑了。听说黄侃和刘师培正在鼓动弟子,创办《国故》月刊,现正在申叔家里开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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