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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记得去年回国前夕,我见到了分隔十年的老师马君武先生。我是多么激动地想从他身上吸取新的营养啊!可是,几次谈话下来我失望了。他几乎十年没有长进,进而环顾中国学界,又几乎一片空白。梁启超的‘中体西用’似乎已老调重谈,不能成为支撑他学界领袖地位的新典范。说得狂妄一些,国内台面上活跃着的,仍是一批二十年前的老古董。所以这次回国,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是想在国学领域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在这一点上,我和仲甫先生可能有所差异,他想造成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我没有意见,而且学术革命也可能会牵扯到思想革命,就像刚才我和陈老先生对待哲学史的不同态度。但是,仲甫他们有点过激了,认为革命就是破坏,破坏就是革命。而我同意破坏,但更想着如何重建。二是我认为治中国思想和学术,都是围绕一个方法。什么才是中国学界急需的新典范和新方法呢?如果说早年受赫胥黎影响,使我懂得了怀疑。那么后来从师杜威,又教会了我如何去求证。在这里我想引用尼采的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治学方法,那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旧文化,一方面要反对盲从,大胆怀疑,一方面又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重新整理。按照我的话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傅斯年完全被他的气势震住了。先是目瞪口呆地张大了嘴,后来总算有点醒悟过来,喃喃地对顾颉刚说:

  “怎么我们平时在想的,又朦朦胧胧说不出的话,被胡先生一下就点通了,说出来了?”

  顾颉刚尽管心里也很激动,却不露声色。傅斯年已忍不住冲上前,恭敬地向胡适鞠了一躬,说:

  “胡先生的见解实在令人佩服,我敢预言,将来的中国学界领袖必是先生无疑,如承蒙不弃,学生愿真心追随左右!”

  胡适见他还要弯腰行礼,慌忙上前阻拦。二人又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了。胡适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忍不住窃笑着念起了荷马的诗——

  如今我们已经回来了,你们请看分晓吧!

  窗外隐隐传来学生排演的歌声,那是吴梅教授为校庆二十周年创作的纪念歌。他记不住全部的歌词,却听清了一句最令北大人振奋的歌声,“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是啊!在这不平凡的1917年,因为有了蔡先生这位北大之魂,古老的校园终于焕发出新的生命。

  他也将走向一种新的生活,去和母亲恩赐的一位旧式女子完婚。他已为教务推迟了婚期,眼看元旦就要到了,再拖就真对不住母亲了。

  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位在幻想中依恋的女人韦莲司,他觉得一种复杂的感情突然摄住了自己的心。忍不住扑进房间,又在信纸上向她倾诉起此时的心情。

  我亲爱的克利福德,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婚礼。
  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实验——生活的实验!
  我相信韦莲司夫人不会喜欢上面这段话。然而,这却是一段老实话。


  几天以后,他终于在岁末的婚礼中走进了新年。当他和这位萍水相逢的妻子江冬秀进入祠堂,向祖先的牌位行鞠躬礼时,他的眼眶突然渗出了无名的泪水。他仿佛又想起了那位比他大六岁的美国女人,事后,暗自在夜里向她披露起心迹。

  我亲爱的克利福德,在家庭关系上,我是站在东方人的这一边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咎,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我是12月16日离开北京,23日到家,30日结了婚。我自创了婚礼的仪式,废除了所有旧习俗中不合理的陋规。我们没有拜天地,这是废除的陋习中最重要的一项。可是还是去祠堂拜了祖先。为了这件事,我母亲和我争执了好几天。我认为我们结婚和祖先是不相干的,我也不相信有祖先的存在。我母亲同意了我所有的改革,却受不了她的独子数典忘祖。在我们结婚的前夕,我对母亲让步了。婚后第三天的早上,我妻子和我到了祠堂向祖先牌位行了三鞠躬礼。

  这就是民国六年的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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