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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一讲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李石曾就来了情绪。十多年前如烟的往事,一下子涌到了眼前。那张冰冷的脸,也终于透出点人气。

  “记得当年听张继说,刘师培是1907年夏天,与妻子何震倾其所有,在东京创办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的。他当时受日本的社会党人北辉次郎与和田三郎的影响,研究兴趣很快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不久又创办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张继就是受他影响,于1908年跑到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的,我和吴稚晖、张静江还有蔡先生又是受张继鼓动,为《新世纪周刊》写稿,宣扬起无政府主义来的呀!”

  蔡元培也沉湎于往事的回忆,感叹地说:

  “当时我们是来欧洲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可是一到德国我就很快意识到,西洋各国并非美好的天堂呀,19世纪那些浪漫的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想国并没有实现,他们热情歌颂的资产阶级早已走了样,变了味。记得当时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有四大流派,那就是个人无政府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消极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刘师培起先接受了斯谛纳尔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呈个性’的政府。后来对消极无政府主义的俄国大作家列·托尔斯泰又有很高评价,因为他在给辜鸿铭的《致中国人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赞美很合刘的口胃。最后他选择了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克氏认为,互助是人类的天性,人应该发扬这一天性,最终实现以自由结合之团体代替现今之国家政府。以共产之制代替现今财产私有之制。说实话,我当年就是一名激烈的互助论提倡者哩。”

  吴玉章也想起了一件事,他进京后和李大钊相从甚密。记得李大钊曾经说过,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的他,正是受了刘师培的影响才开始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在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很多,而刘师培的水平是最高的。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当时能成为“二叔”弟子是非常幸运的。申叔即刘师培,枚叔即章太炎的字号。看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定评,不能简单地以好坏随便下结论。

  听了蔡元培一席话,两人似乎是改变了一些成见。吴玉章甚至对刘师培还有些好感呢,他想随蔡先生一起去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怪杰,却被一口拒绝了。只见蔡元培神情严肃地说:

  “申叔这人一落魄,神经就敏感得很哩!这次仲甫与他深谈,他终于说出一件郁结于心,久难挥去的心病。那还是民国初年的事,我和章太炎听说端方被部下杀死后,他在四川东躲西藏地度日。完全出于好心,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广告,表示不念旧恶,非常想念他。希望他能早日东归上海,共谋大事。没想到却被他误会了,还以为是在羞辱他呢!唉!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在他眼里,我们当时以辛亥功臣自居,好不春风得意哩!一个是大总统府的枢密顾问,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会长,另一个是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他却偏居在西南一隅,形单影孤地苦苦煎熬。这次我想单独去拜访他,袁世凯一死后他就隐居在天津呢。”

  到天津已是中午,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在车站迎候多时。老友相见,分外亲密,餐桌上谈了许多南开的趣闻。这严修和张伯苓可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开中学就是他们为传授新学一手创办的。这所新式学堂当时非常活跃,下午的演讲会就是三个学生团体联合发起的。蔡元培应邀演讲的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同学们从报纸上听说了许多北大传闻,都想一睹这位大教育家的风采哩!

  演讲会结束后张伯苓带他们来到校门口,这里竖着一面最能代表南开精神的“整容镜”。张伯苓神情自豪地说:

  “自从有了这面镜子,我便为学生立下一个规矩。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先是背校规,每天进校门也先得照镜子整容。这校规还是我亲手制定的,谁违反了都得站着悬牌悔过。”

  他清了清嗓子,便神情庄严地背诵起来:

  “面必修,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客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见张伯苓一副严肃的样子,蔡元培忍不住调侃起来:

  “看来要进南开的门规矩还挺多呢!”

  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位英气勃发的青年学生。见他剑眉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手上拿着一叠速记的讲稿。他显然已听见刚才的对话,先恭敬地朝蔡元培鞠了个躬,然后微笑着向客人解释起来:

  “开始大家也觉得繁褥,有一位同学还口出狂言,说要砸烂这面镜子哩!校长便组织师生在镜子前辩论,最后大家还是接受了校长的‘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的办学思想。”

  蔡元培眼睛一亮,喃喃自语道:“这话说得好,‘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

  张伯苓爽朗地说:“办学就得有股狠劲,我劝学生戒烟,有个调皮鬼就说你要是戒得了,我就戒。我说好!当场就狠心烧掉了所存的两箱贵重雪茄,宣布从此戒烟!”

  那位青年学生看来和张伯苓关系非同一般,见他又仪态大方地向蔡元培介绍道:

  “开始同学们都说校长狠,谁违反了校规都要在镜子前挂牌悔过。‘狠’,谁睡懒觉又掀被子又记过。‘狠’,每天上操跟大伙过不去,让全校师生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立。后来大家又怨他心太硬,没想到被他听到了。校长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为什么心硬?——我为什么?——这个大海知道!你们也应该知道!’同学们一下明白了他的苦心,因为张校长原来是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海军军官,他是因为在威海卫亲眼目睹国旗在两天内三易其手,国土任人宰割的耻辱,才立志教育救国的呀!”

  张伯苓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拉住那位学生的手说:

  “恩来,别班门弄斧了,蔡公是学贯中西的大教育家呢。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蔡公,这位品学皆优的学生叫周恩来,是请您演讲的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他们自己动手写文章,出会刊,办图书馆,把省吃俭用买来的《史记》都捐出来服务同学。哎!恩来,听说你的祖籍也是在绍兴吧?今天蔡公来南开,你可要抓紧请教呀!”

  周恩来又崇敬地向蔡元培鞠了一躬,说:“尊敬的蔡先生,我在六年前就拜读过您的大著,今天一睹先生丰采,真是深受教育。我速记了一份您的讲稿,想请先生审阅后在校刊上发表,不知尊意如何?”

  蔡元培接过讲稿,见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既有碑的厚重,又有帖的飘逸,很有文人气息。所记内容也丝毫不差,非常满意。周恩来好像对勤工俭学很感兴趣,想组织一批同学毕业后去法国留学。趁他请李石曾、吴玉章去敬业乐群会座谈之机,他独自随一位校役去了天津租界。

  这清末民初的租界可谓失意政客们的藏身之地,多少满清贵胄,政界要人候鸟般地在这里进进出出。他按地址来到一座破旧的石库墙门前,楼道里漆黑潮湿,未进门先闻到一股怪怪的中药味,隐隐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这就是刘师培的家,他关照校役和车夫等在外边,独自进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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