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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伍廷芳一惊,觉得在这节骨眼上,此事非同小可。说实话,在众多的驻华公使中,他最佩服朱尔典。这位职业外交官自1876年以一名翻译生来华后,已在中国整整呆了四十一个年头。记得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朱尔典曾经感叹地说过这样的话:

  “对于我来说,中国不是众多驻地中的一个,而是我全部外交生涯的起点和终点。所以在我看来,我的世界不仅是大英帝国,而且也是中国。”

  他曾不止一次地听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起朱尔典,说这位爵士即使在炎热的夏天,独自在度假的中国寺庙里吃晚饭,也要穿上正式的晚礼服才开始动刀叉呢。

  朱尔典显得很生气,昂起头傲慢地说:“遗憾的是你们的蔡先生不但不接受我的要求,还指使北京大学在英文报纸上诽谤我们英国人。你是应该知道我的性格的。我是在哈利·帕克斯学校的严格训练下成长起来的。我从前任公使萨通义爵士那里学会了用埃尔金勋爵的格言来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是,绝不提没有正当理由的要求,而一旦提出了要求,就一定要得到满足。”

  伍廷芳被吓得直冒冷汗,忙驱车赶回外交部。一查,还好,秘书机灵,早以他的名义将照会内容转告了北京大学。蔡元培反应也很快,一份给他的复函已堂堂正正地摆在案头。他忙戴上眼镜,拣重要的内容先看了起来。

  来件均敬悉。今年教育部及各直辖专门学校讨论多次,议决将现行学制更改,以后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其余各科,均取收缩主义。又因预科减少年限,准备于暑假后并入本科。学制更改,教员人数自然要减少。又对照克德莱合同第九条,本可随时辞退,给以三个月薪水。欲辞退时并可不必事前通知,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即己函告克教员,已属特别优待。
  来函所述满给三年薪费之要求,逾越合同范围,本校当然拒绝,认为无谈判之余地。燕瑞博本系为伊文斯代课,于民国四年九月到校,并无合同。现查伊教员之纽约合同,亦于今年三月三十日期满。此事,本校全照合同办理,绝无含糊不清之处。辞退理由,本可无庸声明。今承垂询,故特将更改学制始末情形,为贵总长陈之。

  总之,此次各外国教员之辞退,与其个人之资格及性质,绝无关系。英文《北京日报》所载各语,虽未指斥何人,本校目前亦已去函更正。报中原文,本无教员姓名,本校请其更正之函,因亦未便登载教员姓名。报纸有闻必录,其所登载,本校何能负责。至疑及本校有人主使,则更不成问题。反对英人之语,亦可不辩,因本校尚有英国教员,今年合同已满,而仍继续教授功课者。此外,尚有新聘之英国教员。且今年所辞退之外国教员,尚有数人,亦非尽是英人也。

  英使署若再质问,望贵总长代达上列种种情形,实为公便。

  顺颂
  日祉
  蔡元培启
  六年五月九日


  伍廷芳看得心烦意乱,他太了解蔡元培的个性了。别看平时慈眉善目,像个好好先生,一旦认准要做的事,很难让他改变主意。正在这时,秘书又送来了克德莱、燕瑞博对北大和蔡元培的控诉呈文。字里行间充满了火药味,因辞退他俩和北京英文日报两次刊登谤言,克德莱提出向北大索讨赔偿银币共一万肆千捌百伍拾元,燕瑞博索讨银币四千二百元。胃口大得惊人,一副英国街头无赖的嘴脸,还扬言蔡元培如不答应,将对簿公堂。

  伍廷芳忙让秘书给教育部挂电话,想听听范源廉的态度,没想到老兄也装病辞职在家里逍遥。范源廉这次在对德宣战上表现得很不明智,先后两次帮老段在黎元洪面前无理撒泼。他亲自往对方家里挂电话,范源廉一听他的声音,态度果然很冷淡。说蔡元培已有复函给教育部,这两位英国人也太不像话,一位是传教士,一位简直是不学无术的泼皮,还是由你们外交部和大总统看着办吧。面对着范源廉那种坐山观虎斗的样子,老谋深算的他也显出了窘态。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政坛,谁只要踩进了这口陷阱,谁就注定在劫难逃。

  他沮丧得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又坐车去了总统府。黎元洪一听朱尔典刁难也慌了手脚,他知道这次在对德宣战政策上,英国人不仅仇视段祺瑞的亲日路线,也同样嫉恨黎元洪的亲美派。美国公使就私下与他做过一笔交易,只要中国出兵八个师,原来与清政府签定的赔款条约都好重新商量。这个秘密也不知怎么让英国人探听到了,朱尔典曾严肃地打电话警告过他:

  “尊敬的总统先生,别以为我们英国人只有绅士风度。记住,欧美各国的在华利益,必须均等分配才能让大英帝国放心。”

  黎元洪沉思片刻,也想不出什么计谋。无奈地朝伍廷芳拱拱手,又要请他去蔡府辛苦一趟。

  “这样吧!以我的名义来请他吃顿饭,叙叙旧情。顺便开导开导这位蔡公,教育要服从政治嘛,不能老是凭书生意气办事。”

  伍廷芳只得自认倒楣,哀声叹气地回到家。案头上正摊着一大堆书,他是个研究学问的人,对人类灵魂的秘密一直充满着深究的兴趣。他匆匆地吃完晚饭,又好不容易打听到蔡元培的新居,派人去给蔡夫人和孩子买了些礼物,又驱车前往东堂子胡同去了。

  这就是堂堂北京大学校长的新居?伍廷芳的汽车停在狭小的胡同外面,徒步走进这东倒西歪的市井老区,在昏暗的月光下,挨家挨户地打听这位老友的寓所。

  这是一座普通的四合小院,里面被女主人收拾得井然有序。书房里一片肃静,蔡元培正伏案读书,黄钟玉在潜心作画,长女威廉带着弟弟柏龄在做功课。因没有门房通报,待伍廷芳悄声进屋,才被主人发现。蔡元培的脸色有点推淬,但眼神却因惊诧发出异样的光彩。

  “是秩公吗?哎呀!多年不见,是哪阵风把你吹进了寒室?”

  伍廷芳可为清末显宦名流,他是辛亥胜利后袁世凯派唐绍仪与民军南北和议的随员。曾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与蔡元培可是老相识了。他见黄仲玉带着子女前来请安,忙将礼物一一拿出,给夫人的是一盒进口水彩颜料。他瞥了一眼端庄文静的黄仲玉,调侃地说:

  “虽然我没赶上你们的婚礼,却久闻夫人的画名呵!不知何时能有幸求一幅墨宝呢?”

  黄仲玉显得很腼腆,上完茶,低声说了些客套话便退了下去。

  她是蔡的第二位夫人,于1902年因新式婚礼而名扬士林。记得当年在南京时,曾听蔡元培说过这段佳话。蔡的元配王夫人病故后,一年后许多朋友劝他续娶,他当时提出五个征婚条件:

  (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

  这则征婚广告曾经轰动一时。在旧礼教盛行的晚清,一位堂堂大清朝的翰林,居然公开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这确实是要有些勇气的。据说那一年蔡元培在余杭跑教育,一次借宿在一位姓叶的朋友家。叶君设宴相款,蔡大醉。晚餐后,主客在客厅观赏墙上所悬国画,均是极精细之工笔画。叶君见他看得如痴如醉,便动了撮合之心,有意向他夸耀起这位作画的女子。

  “这是我一位同乡的女儿,姓黄,幼时为父钟爱,故不缠足。十六岁,因母病,由她卖画抚养仲弟。十七岁,以父病重,到臂和药。自从学画后,以父老家贫,经常彻夜作画,鬻钱以度日,结果耗坏了眼睛。这种天性之挚的女子,可是我平生从没见过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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