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北大之父蔡元培 | 上页 下页


  他心中一阵窃喜。这位钱玄同,虽是浙江吴兴人,也可算半个绍兴老乡。尤其与蔡元培,有非同一般的世谊之交。那还是前清的旧事,绍兴乃宋明理学史上蕺山学派的发祥地,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刘宗周和弟子黄宗羲、祁彪佳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光绪年间,这一带书院林立,钱玄同的父亲钱骞仙,就在此执掌过著名的龙山书院。这是一位博学方正的学者,中过进士,做过礼部主事,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朴学大师俞曲园,还有绍兴名流徐树兰都是至交。蔡元培是十二岁拜王子庄为师的。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也是钱山长的朋友。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源流,专攻制艺闻名遐迩。蔡元培以后就是凭借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据传他二十一岁中举时,房官为缙云县人宦汝梅,阅卷后一口断定必是老儒久困考场者所为。最可笑的还是坊间刻印的怪人股特刊,名《通雅集》的,还将他的文章作为压卷之作供应试者仿效。蔡元培在求学期间,就多次拿文章请教过钱骞仙。钱对其怪僻生涩的文风竟大为欣赏。

  这还是远的,再说近的。熟悉蔡元培的人都知道,真正帮他学养大进的还是徐树兰。绍兴徐氏乃山阴望族,徐树兰又是光绪二年举人。先任兵部郎中,后做知府,因母病返里多年。也许是他早已过足了四品官瘾,再也不愿出仕。平生最爱购书、刻书、藏书,家筑“铸学斋”书房,至光绪十二年时已藏书四万余卷。蔡元培因家道衰落,十八岁那年听说徐氏要为其侄徐维则找一位伴读,就由好友田宝棋介绍进了徐府。一去就是四年,这四年的寒窗苦读,以他的静气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不但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使耗费徐氏心血的私人藏书楼条分缕析,初具了雏形,还于光绪皇帝完婚的1889年,领着伴读的徐维则赴杭州一起中了举。

  徐树兰是在1902年创办古越藏书楼的。这座耗银三万多两,位于绍兴西鲤鱼桥西首的建筑占地一亩六分。门额嵌五字砖雕,楼舍三间四进,第一进为大厅,是一个可容纳六十人的阅览厅。正中悬“育芬堂”三字匾额,柱上有抱联,其中一副为青年翰林蔡元培所撰。联曰:

  “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

  楼舍建成后,徐树兰捐书七万卷及标本、报章不等。书柜。书箱,全用珍贵木料精制而成。正待开放时,徐树兰忽然病危。好在他生前已写好《古越藏书楼章程》及给府、县呈文,并要求儿辈每年捐款一千元。徐氏儿辈,烙守遗命,通告乡绅父老,一切照章办事。当时因钱玄同曾在藏书楼闭户读书达数年,长子徐元到和次子徐尔谷看他年少好学,便做主将一个女儿许配与他。钱有三子,那位钱三强就是生在绍兴的。

  蔡元培很重情义,自然不会忘记这位思公的孙女婿。外间传闻他当教育总长时,许寿裳向他推荐了周树人,他曾暗示许,去把钱玄同也一齐请来共事。

  钱玄同见是范文澜,便热情地招呼入座。范文澜张开笑脸应声而去,傅斯年却有点尴尬地愣住了。他见屋角昏暗的灯光下,先生黄侃正与陈汉章在一起喝酒。先生的脸有些冷,还不时朝高谈阔论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瞥去几道鄙视的白眼。他正在犹豫,见老师召唤他,忙应声而去。

  黄侃的不满也是有些道理的,那边的风头也出得太过了。先不说钱玄同,他和黄侃同为章门弟子,如钱玄同不来北大为沈兼士代课,不在《新青年》和讲台上标新立异大放厥词,两人的私谊应没有问题。黄侃最看不惯的还是刘半农,一副鸳鸯蝴蝶派风流才子的派头。不说别的,光看那身打扮就像个上海滩头的花花公子。大老冷的冬天,狐皮大衣里居然着一身霞色绸袍,四边如出炉之银,一摆动就熠熠放彩。鞋子据说还是鱼皮做的,人在街上走,鞋面上闪着如鳞的花纹。整个儿的做派就像个唱戏的优伶,透出股轻浮气。还记得当年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在酒后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

  “沈尹默的字不行,苏曼殊的文字不行,刘半农么,底气更不行。”

  虽然一晃十多年,三人都已名声鹊起。但对一生凭借扎硬寨、打死仗风格治学的黄侃来说,你刘半农有何资格来北大门前摆谱呢?

  还有这位势利眼的张掌柜,前几个月还叫堂倌拿着大红帖子请他喝酒,听他吹“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宏论。今天却捧上了这位专爱胡言乱语出风头的钱师弟,还称他为北大第一有绝学的怪杰。理由是听说钱玄同上课只管传道授业解惑,一概拒绝为学生阅卷。

  这世道真变得像这陈酒一样混了。黄侃憋着股闷气,斟满酒,仰脖一口喝了下去。

  那边的钱玄同正谈兴甚浓。

  “这些天传闻最盛的就是蔡孑民来北大的事。今天我去拜访仲甫先生,他说蔡先生已是三顾茅庐请他了,还要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大。大谈了一通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思路,公开表示支持新文学,反对旧道学。仲甫已被他说通了,还要我帮助找些新派朋友来呢。我觉得在当今中国,蔡先生有当之无愧的三个第一。他主长北大,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

  “何为三个第一?”

  见刘半农和张掌柜都竖起了耳朵,钱玄同稳稳地举起酒杯,抿了一口。

  “有清一代,视翰林院为‘金马玉堂’,还没听说过哪一个翰林公开抛弃过荣华富贵,走向朝廷对立面的。有之,惟蔡一人而已。时在1904年,先与陶成章组织光复会,又在上海参加同盟会。有人问蔡:反清之意决于何时?曰:始于戊戌变法,决于《辛丑条约》之签订。以后又与太炎先生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在满清末年,为翰林造反之第一人!”

  “说得好!”

  “蔡先生是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西学的。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跃出儒家体系而求知异域,为新政府中科举出身第一人!至于第三点么,全凭我的预感。你们想想,蔡既掌北大,思想必不立崖岸,汇纳百川,兼收并蓄。要知大学校长例由部聘,一锤定音,六百大洋一月,是个不小的官呢。蔡先生却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当校长不是做官,视到手权力如敝展。我想下一步集百家之言为准绳,开未来民主之先河者必为蔡先生,亦为中国之第一人!”

  同桌三人齐声喝彩,声震屋瓦,范文澜痛饮了一盅酒,多日的不平之气荡然无存。他心有暖意地瞅了眼钱玄同,觉得这呈文由他转送算是找对了人。

  那边的黄侃却被这声浪恼得拍案而去。最可怜的还是傅斯年,没吃上一口好饭,又慑于老师的火爆脾气,只得讪汕地饿着肚皮跟了出去。屋角剩下了陈汉章,还在顾影自怜地喝着酒。

  钱玄同见黄侃为此撤席,放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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