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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于是,安汉公便建议由原泗水国相甄丰、邰县令甄邯,和大司徒孔光、车骑将军王舜来安定国家,捧着朝廷的符令,到东方去迎接新皇帝,他们都因此而立了大功,接受了封爵,增加了封地,成为国家的名臣。《书经》说:‘能够识别人才。才算是聪明’,这不是在说安汉公吗?”

  “公卿大臣都赞叹安汉公的德行,称颂安汉公的功勋,认为他可以同周公相媲美,应当赏赐‘安汉公’的称号,加封两个县的食邑,可是安汉公都没有接受。古书上说,申包胥保全了楚国却不接受报酬,晏平仲辅佐了齐王却不接受赏赐,孔子说:‘能够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这就是在说安汉公啊!”

  “将要为皇帝聘娶后妃,主管官吏送上名单,安汉公的女儿列在首位,而安汉公深切推辞,迫不得已才接受了诏令。父子之间的亲情是天性生成的,想要儿女荣耀的用心比为自己还要迫切,皇后的尊贵地位相当于天子,这种机会千载难逢。然而安汉公从国家命脉出发,辞让大福的恩宠,事事谦让,往往坚辞。《书经》说:‘虞舜自认为德行不足以继承唐尧的帝应’,这简直就是在说安汉公嘛!”

  “自从安汉公接受策命直到现在,勤勤恳恳,恭恭敬敬,时时有进步,天天有提高,检点平常的生活言行去感化各郡国,遵循俭朴、崇尚节约去矫正社会风气,施舍财物、减少家产去给百官做表率,约束自身、主持公道去带动大臣,教育子女重视学习去振兴国家的教化。仆役穿着布衣,马匹不吃谷物,吃喝的费用不超过普通老百姓。《诗经》说:‘温良谦恭的人,立身行事就像鸟儿栖息在树上,生怕掉下去’,孔子说:‘吃东西不要追求餍饱,住房子不要贪图安逸,这说的不正是安汉公吗?”

  “他克制、约束自己,粮食都是零星购买,够吃就行,日用东西都依靠市场供应,总是当天用完,没有积蓄。又上报告归还孝哀皇帝所增加的封邑,交纳金钱,捐献田亩,把原来的家产都用尽了,来给众人带头。这才使得上下呼应,受他的影响而紧跟效仿,外有王公列侯,内有宫禁侍从,一呼百应,各尽所有,捐钱的献田的,都去救济贫穷人民,收养饥民荒众。从前楚国的令尹斗子文,毁家纤难,以致于吃了早饭不知道晚饭在哪儿。鲁国的国相公仪休,怕与菜农、织工争利,不吃自家园子里种的菜蔬,不穿自家仆人纺织的衣衫。安汉公做的,很得古人之意呢!

  “他敞开大门接待读书人,直到布衣白丁茅屋寒士。多次实行精兵简政,自己事必躬亲地揽下了许多行政工作,亲自接见州牧、都太守以厂的官吏,据实考核他们的日常工作,详细查明他门的是非功过。《诗经》说:‘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去服事皇帝”,《易经》说:‘整天自强不息,直到晚上还怀着警惕的心情自我审视,生怕出什么差错”,这不是在说安汉公还能说谁呢?

  “他接连经历三朝皇帝,都担任三公的要职,两次主持安葬大行皇帝的重要典礼,掌管首席大臣的职务,安定国家,全国人民倾心向往,人人都尽心竭力,没有派不上用场的。《书经》说:‘唐尧让虞舜管理国家大事,遭遇了重大变乱而不迷惑’,安公也是这样呢!

  “安汉公的所做所为,放到古代也是难得一见的,夏禹、后稷那样的圣人也不见得能够做到,而安汉公却坚持不懈地做了,目始至终不改初衷,可以说得上是尽善尽美啦!因此在三年之间,教化流行非常顺利,吉祥的征兆接二连三,难道这不是太后陛下慧眼识英难、群贤良的结果吗?这不仅表明圣君承受了天命,也表明贤臣不枉此生呢!夏禹治水成功,唐尧赐给他贵族使用的词器‘玄圭’,以表彰他的功绩。周公辅政有功,周成三封周公长子泊禽于鲁,规定鲁国可以世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礼周公,并配享郊祀。这是在表明君主不敢隐瞒贤臣的功劳,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哇!评估一下安汉公的德行,这德行可以为全国人民作准则;考察一下安汉公的功勋,这功勋开辟了子孙万代的基业。基业开辟而赏赐不相当,准则树立而表彰不相称,这的确不是尊重国家、顺应天意的做法哩!

  “高皇帝表彰的原则是赏赐首功,所以相国萧何封邑的民户增加了一倍,又受到特殊的礼节待遇,奏事可以不用自称名姓,上殿可以不必小步快走,还赐封了他的亲属十多人。表扬好人好事不应该有厌倦的时候,颁发各种奖励不应该有吝惜的时候,只要献上一个良策,就一定赏赐爵位,所以促头郎公孙戎因为证明樊啥并没有谋反,就被高皇帝封了二千户,孝文皇帝表彰赏赐绛侯周勃,加封一万户,赏赐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优折军功,裂士三万户赏赐卫青。卫青的三个儿子,有的还在怀抱里,都被封为通侯。孝宣皇帝突出表彰霍光,增加封邑,并规定子孙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受封的有三人,推恩到了任孙子一辈。上面这些功臣,象绛侯,是依靠大汉藩国的巩固,倚仗朱虚侯刘章的刚直,拜托众将领的团结,凭借互相扶持的形势,诸吕虽然用心险恶、企图夺权,终于不能成功。象霍光,是凭借长期执政掌权的有利条件,趁着政治斗争屡获大胜的声威,没有遭遇什么逆境,更没有受到冤枉迫害而离开朝廷,朝廷的要员都是他的同党,他主宰一切经历了很长时间,掌握政权经过了几代更迭,虽说有功劳,但成功的路程比较平坦,就这样,霍光也还有筹画定策不慎重,错误地迎立昌邑王刘贺又随后废之的麻烦。至于卫青和公孙戎,不过是三刀两枪之功、一言半语之劳,也都受到高爵厚禄的封赏。拿安汉公的功劳跟张侯、霍光相比较,那是创造时势与利用时机的差别,跟卫青、公孙戎去比较,那就是天壤之别了!而且,安汉公又有领导百官管理政务的实效,应当说与夏禹、周公是同样伟大、同样崇高的,理应获得象他们一样的表彰赏赐,哪里只是跟象刚才所说的那些人相提并论呢?可是到现在,连卫青那样的厚赏也没见颁给安汉公,我真是迷惑不解!

  “我听说对空前的功勋,赏赐是不受什么限制的;对最高的德行,表彰是没有什么框框的。所以周成王对待周公,就超过了纵横各一百里的限度,越过了九种赐物的规格,开拓纵横七百里的疆界给他,让他同时统治商国、奄国的人民,把殷朝遗民六族赏给他作为属国,赏赐大车和大旗、封父的大弓、夏后的玉璜,允许他设置太祝、太宗、太卜、太史等中央政府才设置的官员,赏赐美好的器物和记载典章制度的文书,给设置百官和祭器,准许使用白色的、雄性的牺牲去祭祀他,准许举行郊祀、望祭的盛大典礼。周成王说:‘叔父,给您的长子封土建国。’于是周公父子接连下拜,接受了这些封赏。这可以说得上对空前伟大功勋的赏赐不加限制了。还不光这些,周公的另外六个儿子都有封国。《诗经》说:‘没有一句好话不被采纳,没有一项功德不得报偿’。

  报偿就应当跟功德相称,不相称就不能算是报偿。再看近代的事例,高皇帝虽然订立誓约,不是姓刘的不得封王,然而却把鄱阳君吴芮封为长沙王,并下沼书称他为忠臣,把这些明确规定在法令上,这表明,为了向全国人民昭示信用可以不受制度的局限。春秋时代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策略,华夏各国都服从晋国。于是晋悼公分出郑伯献来乐队的一半赏赐魏绎。魏绕深切推辞,晋悼公说:‘没有您,我的势力不可能越过黄河。封赏是国家的制度,不可以废弃不用。您应当接受这些乐队。’

  魏绛于是有了钟磐之类的乐器。《春秋》褒扬了这件事,肯定了巨子竭尽忠诚而又推辞赏赐、国君了解臣子从而坚持赏赐的做法。现在太后陛下您既然了解安汉公建树了象周公一样的功德,却没有实行象周成王那样的表彰赏赐,竟听从安汉公的坚决推辞,不考虑《春秋》所说的明明白白的原则,那么,人民和臣下将称说什么?子孙后代将记述什么?这的确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我愚蠢地认为,应当扩大安汉公的封国,让他象周公一样;封建安汉公的长子,让他象泊禽一样。所赏赐的东西,也都象周公一样的规格。其他儿子的封赏,也比照周公的六个儿子。这么一来,臣子们就会明显地受到鼓舞而献出忠诚,百姓们就会明显地受到教育而感激恩德。臣子们果真献出忠诚,百姓们果真感激恩德,国家大事还有什么不能办好呢?希望您深刻考虑祖宗的重托,敬谨地畏。惯上天的告诫,效法虞舜和周成王的英明措施,完全给予象对伯禽一样的赏赐,不要吝惜象对周公一样的报偿,让圣明制度得以完备,使子孙后代有所遵循,全国人民简直幸甚至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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