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39)_傅鹤年

三九

　　第一点原因完全可以公开。那就是汉成帝必须保持一个与自己具有血亲关系的外戚集团的强大力量，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母后干政，外戚擅权，是二百一十年西汉政治史上的一大特点。高祖刘邦统治时期，他的妻子吕雉就已经掌握了中央的部分权力，开国元勋淮阴侯韩信，就是在吕雉的精心策划下，九月十三严霜降，一代枭雄丧未央。刘邦死后，惠帝刘盈更是形同傀儡，吕后成了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决策核心，惠帝碌碌无为地了结了一生之后，吕后益发不可抑制她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表现欲和为吕家耀祖光宗的家族虚荣心，违背了“异姓不得为王”的汉家成规．大封兄弟子侄为王，形成了汉朝第一个外戚集团。吕氏外戚集团最终被周勃、陈平等刘邦的功臣宿将平灭，但历史的教训并没有被后来的皇帝们所认真记取，相反，大部分皇帝登极之后，都要把自己的舅父们弄到朝廷来委以重任，这几乎形成了一种制度。即使是被历代封建史家不遗余力加以狂热讴歌的文景之世，以及接下来以文治武功被称为西汉历史巅峰的“一代英主”武帝刘彻，也同样摆脱不了母后干政以及与之伴生的外戚擅权的阴影。比如景帝刘启的母亲窦太后，就因为诗博士辕固对她的“好黄老之术”稍稍表示了一点点不同意见，硬是勒令辕固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下虎圈去同野猪举行无级别拳击赛。如果不是景帝有爱才之心，暗助他一柄宝刃，诗博士铁定会成为一具“尸博士”。汉武帝即位后，这位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的窦老奶奶，对自己的孙子也照样横加干涉，大肆挞伐武帝的尊儒主张，不仅丞相窦婴、太尉田蚣因为尊儒丢了乌纱帽，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更是仅仅因为是儒生出身而被下狱逼令自杀。

　　武帝对母后干政、外戚擅权因此而深恶痛绝，他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包括一些极端行动。继他而帝的刘弗陵，是因居住钩弋官而被称为钩弋夫人的赵捷好所生。刘弗陵之前，武帝曾立过一位卫太子，就是那位因巫蛊之祸倒了邪霉的废太子刘据，此外还有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齐王刘阏、昌邑王刘髆，一大堆龙子，不是因为有过失，就是因为早亡，才轮到刘弗陵这个五六岁的小娃娃做为太子的人选被武帝所考虑。而这时武帝的年事已高，他看到刘弗陵太小而他的生母又很年轻，担心吕后故事重演，犹豫再三也不敢贸然立刘弗陵为太子。后来他终于决定为了大汉江山而牺牲美人，硬是找了个岔子逼令他非常宠爱的钩弋自尽，这才放心地把刘弗陵扶上了太子的位置。应当说，这一招虽然损了点，但却的确防止了赵氏外戚集团的出现，昭帝刘弗陵即位后，赵氏家族虽然也享受了一定的待遇，却没有一个在朝为官的。

　　但是好景不长，武帝死后不久，同受托孤重任的霍光和上官桀之间就开展了一场殊死的权力斗争。霍光是武帝卫皇后的外甥，上官桀是昭帝上官皇后的爷爷，闹来闹去，也还是外戚与另一家外戚在那儿掐起来。结果是霍光大获全胜，一个强大的霍氏外戚集团终于形成，这大概是武帝在逼死倒霉的钩弋夫人时所始料未及的吧！

　　凭心而论，霍光作为外成，辅佐昭、宣两代皇帝，也的确是有一些历史功绩的，《汉书·霍光传》中说他“领受了扶助孤儿、维护汉室的重托，在朝廷里挑起了大梁，拥戴年幼的君王，挫败了燕王刘旦和上官桀另立朝廷的阴谋，善于因势利导制服敌人，显示了耿耿的忠心。在君主的废、立问题上，掌握原则，不随大流，才使国家社稷得以安定。昭宣两帝的拥立，霍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算是古代有名的贤臣周公和阿衡，也不能超过他了！”当然这里面不乏溢美之辞，但即使我们抛开后人的评价不管，单看他所担任的官职，也不难看出霍光在西汉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霍光的正式官衔是大司马大将军，请大家注意，“大司马大将军”，是西汉后期、也是我们这部小说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有必要在这里叙述一下它的实际意义：

　　在刘邦称帝以后，官吏制度基本沿袭了秦朝的作法，官员中以丞相为最高职务，一直由皇帝最信任的大臣担任。丞相一旦死去或因罪被杀被免．总是很快地任命新人来接替，决不能让这把椅子上缺着屁股。而大司马大将军或者太尉，不仅不是政权的中枢，也不是常设的官职，往往是因为军事需要而临时设置，军事行动结束后也就弃置不设，缺就缺着吧。汉武帝上台以后，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威，有意压制丞相的权力，才改太尉为大司马，并冠以将军的称号，使其地位提高到丞相之上。同时，汉武帝还提拔了许多“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人当高级侍从，即“侍中”、“给事中”等，这些人可以出入禁闼，参与国家的重要机密和决策，形成新谓“中朝”，以此来对丞相为首的“外朝”进行互相制约。而掌管皇帝书札的“尚书”，更逐渐成为权力很大的官员。所以，在汉武帝以后，不管是什么官职，只要兼领了尚书事，他就成为政权的中枢。霍光以前的一百多年中，西汉大臣中有七位先后担任过大尉或大司马的职务，除了卫青在任十三年、周亚夫在任七年之外，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呆过两年以上，可自从霍光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之后，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一是大司马将军成为一种常设的官职；二是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大都兼领尚书事，使西汉中央政府的权力重心由丞相转移到了大将军大司马；而第三个变化最为重要，那就是，这个对于中央政府至关紧要的职务，几乎法定地要由外戚来担任，让娘家人给垄断了。根据作者的统计，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起至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止，一百二十年间担任大司马兼将军的官员，一共有二十人二十一人次（王莽一人两次），其中属于外戚的，竟有十六人十七人次，占了百分之八十！而从任职时间看，大司马兼将军这个职务在一百二十年中有一百一十八年是被外戚们盘踞着，也就是说，武帝以后的西汉政治史中，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时间是由外戚把持着国家的中心权力！

　　外戚专权，在最初的时候，有着它一定的现实意义，那是因为，与外威集团相对立，朝廷中还存在着一个官僚豪强集团，这两个集团，有时相互勾结，有时又相互斗争，在这两大权力集团夹缝中的皇帝，不可避免地要决定他自己的取向，要么依靠官僚集团，要么倚重外威集团，而从宗法观念出发，沾亲带故的外成集团无疑要更可靠！亲不亲，血统分嘛！那些和皇帝有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乃至十六分之一相同血统的外戚们，就是沾了血缘关系的光，在西汉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作着一次又一次的充分表演，而笃行“血浓于水”理论的一代又一代汉帝们，却直到西汉覆灭，也没明白自己是怎么上了血统论的当，让娘家人给玩儿了的！

　　我们这位汉成帝，之所以容忍了舅父、表兄弟们的错误，原因之一就是打算坚定不够地依靠外戚集团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刚才我们好像还说到有一个“原因之二”，不错，是有这个“原因之二”，不过这个当时不大宜于公开，至少对汉成帝来说是这样。好在成帝早已死了两千年了，现在公开这个原因应该说不算太早吧？

　　这个原因用句文雅点儿的词儿，叫做“已不正焉能正人”，用句通俗点儿的词儿呢，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一点不夸张。我们这位汉成帝，自己就是一个以荒淫奢靡著称的浪荡天子，打铁先得自身硬，这么一位无道的昏君，怎么能指望他整饬吏制呢？

　　在前面《狗肉太子》一章中，我们曾经粗略地描述了一下成帝刘骛作太子时的荒诞行径。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如果说太子刘骜那时候还惮于父皇的管教不敢太过胡作非为的话，那么在他终于成为皇帝之后，先前的一切顾虑就全都灰飞烟灭了。朕已经是老子天下第一了，谁还能把朕怎么样？朕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了！当了皇帝之后的刘骜，更是玩了命的穷奢极欲，一副要把被父皇耽搁了的青春损失补回来的豪迈气概。

　　刘骜既然决定要恶补一回，就不得不首先解决恶补期间国家行政事务由谁代理的大问题，毕竟一国之君不能就这么着置万民于不顾呀。好在已有成例可循，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阳平侯王凤，春秋鼎盛，办事干练，又是嫡亲大舅爷，正好把一干政务推将过去，腾出朕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去干朕想干的美事、妙事、荒唐事。

　　王凤就是王政君的大兄弟、王莽的大爷。早在元帝执政期间，他就担任了侍中卫尉的职务，位列九卿。多年的官场生涯，磨练了王凤的性格，也使他养成了指挥颐使的官老爷派头。元帝一死，皇帝从姐夫换成了外甥，他的官职也得到了飞速的提升，成了中央政府实际上的权力中心人物——大司马兼大将军。在其位，当然要谋其政，成帝既然把如此重任委托于他，他乐得为外甥多操一点心，也好在满足成帝游乐欲望的同时，满足一下自己的权力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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