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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亡雄的格局

  笔者曾沿长江而下,考察最近出土的楚文明,除原有的兽蛇图腾外,鸟图腾的痕迹也相当的清楚。

  但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难,因此进入战国时代后,楚国的领域虽然更大了,但竞争上的表现反而不如春秋时期。

  长期战争,使杀人的武器大为进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杀伤力大增;战争的形态也由压倒对方气势的英雄式胜利,逐渐转成屠杀对方的毁灭性战争,大多数国家便在激烈竞争中遭到灭亡。经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代,原本三千个诸侯国,最后只剩下了韩、赵、魏、齐、楚、燕、秦的战国七雄与零星的姬姓小国。

  激烈的生存竞争,使诸侯领袖的关心重点,渐由天下争霸转为自己国家的安危。加上小诸侯纷纷消灭后,大诸侯间的缓冲区没有了,竞争不再只是为了争面子,而是攸关生死之大事。

  七强并立,谁也制服不了谁,想要靠外交技巧以一国领导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在强大竞争下为求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趋向国家主义,而富国强兵也成了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原本最强大的楚国,在吴越称霸期间,为了整合长江流域政治势力的需要,也暂时退出了中原霸权的争夺。因此使韩、赵、魏三国可以在较小的挑战下,承袭了晋国的霸业,而在战国初期的表现上较为优异。

  但条件愈好,危机也愈大。韩、赵、魏地处中原要冲地带,承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在历经多次战争以后,国力剧烈消耗,反而成为了最早的输家。

  东方的齐国,一向以经济挂帅,作战力原本不强,因此面对强烈竞争,其表现远不如以斗智为主的春秋时代。除了在齐威王、宣王时有昙花一现的强势外,齐国在斗狠的角色上显得手足无措。战国中期后,在和北方新兴军事强权燕国的连年征战下,更是两败俱伤,自顾不暇,无心参与中原的争霸。

  以幅员来讲,楚国仍是雄视群伦,只是分权联盟造成其力量很难有效集结。其间在楚悼王时代,兵法家吴起虽曾以生命为代价,促成楚国的中央集权改革运动,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后,急于施展富国强兵之术的李斯所以会抛弃祖国,西入秦境寻求发展,也在于深感楚国集结国力困难,规模虽大,却不适于激烈竞争的挑战。

  §秦国的兴起

  最经得起挑战的,却是原本最为弱势的秦国。秦国的祖先是商王朝时代鸟图腾族的长老——蜚廉和恶来的后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国之初,他们成了重级战犯,族群被迫流浪各方,命运之悲惨有如犹太人亡国之情境。

  残存的部落领导人远离了故居——东方的黄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支庶传后代子孙,逃到山西一带,靠养马维生。不久便由于他们的专业技术,得到周王室的重用,出任养马官员;周穆王在位期间,更以军功被封于“赵”,成为了晋国的大夫,也就是日后战国七雄中赵国的祖先。

  蜚廉长子恶来的嫡传后代则往西逃得更远,他们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来,并和当地的戎人杂居。一直到西周王朝末期,约二百年以后,才以军功受封于秦地,并恢复了赢氏一族的称号。(有关秦国这段艰辛的建国史,在拙作《秦公司兴亡史》有详细叙述)。

  周平王东迁时,秦国的领导者由于近水楼台,护驾有功,获得赐封周王室原有的镐京精华区,因而国势大振。传至秦穆公时,更击败当代霸主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战国初期,秦国的国势曾一度衰退,而且国境多次被魏国的兵法家吴起攻破,丧失了不少土地。一直到年轻的秦孝公即位后,力求革新图强,任用魏国出身的法学家商鞅,十二年间进行两度革新变法,改部落为郡县,力行中央集权,国力才随之暴增。因此到了战国中期,秦国已成为当代首席强权,在国际上被称为虎狼之国。

  §诸子国家的平流竞进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华夏文明诸国一向讲求组织以发挥集体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密到达了最高峰。当时施政的着眼点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组织阶层分明——王、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认同,后来儒家学说便以此为蓝本而形成。

  长江流域一带,自然条件良好,生存竞争压力不大,因而哲学家思考上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为上天所赐,平等成了主要精神。于是以老庄为主的道学,便成为楚人“无政府”主义或“微政府”主义的基本人生观。

  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强,国力的整合却对楚国构成最大的挑战。面对平等分权的各部族,楚国王室最迅速合理的整合方法,便是将他们共同统辖在楚王的指挥下。“法家”便在这种气氛下发展而成,李斯及韩非都是楚国大儒苟子的学生,也就是说法家是以道家为本、儒家为用,乃南北哲学的综合体。不过在无政府及微政府思想盛行的楚国,法家的发展并不成功,反而是殖民文化的秦国,在没有重大包袱的情况下全盘的接受了。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政治整合完全成功,作战力大增,声势暴涨,正好合乎全面竞争时代的需要,因而各诸侯国争相效尤,国家主义急速抬头。昔日重视社会阶级伦理的封建制度和天下主义,虽有孔孟等大师级人物的宣扬,仍渐趋没落。数千年的华夏文明至此破灭,结合南北文化的崭新文明即将诞生。

  §秦帝国的兴衰

  秦王政26年(公元前221年),秦国击溃了包括楚国在内的其他六大强国,中国再度恢复了统一的领导权,版图则包括一直不属华夏文明的楚地和吴越等地方。经由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洗礼,统一六国后的秦王政,其权势已非昔日天下共主或周天子所可比拟。为了给自己一个合乎身分和时代需求的称号,秦王政于是自称为“始皇帝”,中国的文明体系至此也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不过,秦帝国的政治发展并未成功地迈向崭新的文明。过去的成功经验,限制了她的创造力,反而成了失败的关键。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虽成功地促成秦国政治的整合,使其有能力统一六国。但将这种制度,硬是用在统一后的庞大版图和复杂的文明体系中,却导致了严重的帝国贫血症。军事统一虽算成功,但紧接而来的行政和文化统一则全然失败,统治效率十分低落。因此秦始皇不得不借着长期巡幸来宣扬皇权,最后竟累死在巡视的半途上。

  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楚国由于是分权部落国家,因此并未遭到全面击溃。最后主力的项燕军团虽然失败,主将也死于战场,但分布各地的部族仍拥有相当的独立抗战能力。因此早自秦始皇在世时,便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隐言,楚地的游击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秦始皇三次巡行之所以都以楚地为重点,主要原因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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