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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朱可夫意料之外,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他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从没有在司令部工作过。我一直在部队里。总参谋长我干不了。”

  “政治局决定任命你,”斯大林说,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斩钉截铁、口气坚定。

  当朱可夫明白了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时,他表示感谢对他的信任,然后说:

  “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好吧,我们谈妥了,明天中央颁布命令,”斯大林说。

  一刻钟以后,朱可夫到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那里。他微笑地对朱可夫说:

  “我听说了,你拒绝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刚才斯大林同志给我打电话了。现在你回军区去,尽快到莫斯科来。基尔波诺斯上将受命接替你,当军区司令,但你不必等他,暂时让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代理司令职务。”

  朱可夫立刻启程奔赴莫斯科。在伟大卫国战争前夕,于2月1日,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接替了梅列茨科夫大将的工作,当上了苏军总参谋长。

  战前五年时间里,斯大林下令更换了四个总参谋长。这样频繁地更换总长,使新任总长不可能完全掌握国防情况,也不可能深入地全面考虑未来战争的一切方面。

  3.良言苦谏

  朱可夫上任后深感形势岌岌可危,战争迫在眉睫,于是便认真抓了战前军队动员计划和战役战略展开计划。其实,在他上任以前,在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梅列茨科夫大将和瓦杜丁中将领导下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只不过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估计形势,选错了德国军队的进攻方向,使苏军在战争初期造成重大损失。

  斯大林错误地认为,法西斯德军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在1941年春天审查作战计划时说:“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必定在这里。”

  斯大林享有崇高的威望。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斯大林在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确确实实犯了错误。

  1941年2月批准了军队动员计划(组织问题和物质问题)的最后一个方案,称这“—41号计划”,这个计划下发各军区,并指示在1941年5月1日以前完成原动员计划的修改。西部国境的筑垒地域,是从1940年初开始构筑的。构筑筑垒地域的方案,是斯大林根据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的报告批准的。可是工程1941年6月还没有完成。

  战争开始前建成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约有2500个,其中1000个装备有要塞炮,其余的1500个只装备有机枪。

  关于新的筑垒地域,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曾多次指示各军区加速构筑。每年有将近14万人在新国境线上构筑工事。

  朱可夫援引总参谋部1941年4月14日就这个问题专门下达一个训令摘录,着重指出,一直到战争爆发也没有真正建筑起来。

  “红军总参谋部虽三令五申,但永备工事安装武器和做好战斗准备的进度,仍迟缓得令人不能容忍”。

  根据斯大林的错误指示,当时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而1941年6月希特勒统帅部恰恰将主突方向选在西部方向,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空军集团。正是白俄罗斯方向距离苏联首都莫斯科最近。

  这一错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朱可夫作为总参谋长不得不在战争的前几天里,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19集团军全部和第16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和兵团,转移到西部方向,加入西部方面军的编成内从行进间进入交战。毫无疑问,这个情况对于西部方向的防御作战进程是有影响的。这便贻误和失去了战机,给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斯大林在战前,轻信了情报部门向他提供的假情报,并对真情报做了错误的分析。作为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和作为国防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并不了解那些情报。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病逝后,从历史档案中才查明那些宝贵的情报,也弄清了斯大林在战争迫在眉睫情况下,仍听不进朱可夫正确分析和评估的奥秘。

  明明知道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波边界、苏德边界大量集结军队,形势每况愈下,朱可夫决定调动部队,针锋相对,下令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斯大林仍犹豫不决,生怕触犯了德国,影响两国关系,给人以口实,受人以柄。

  直到1941年6月20日晚上,德军发起进攻的前一天深夜,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向朱可夫紧急报告,从一德军投诚司务长口中得知,德军已进入出发阵地,德军将在6月22日凌晨全面发动进攻。

  获悉如此重大情报后,朱可夫立刻向斯大林报告。他依然忧虑。他问:

  “这个投诚者不会是德国将军为了挑起冲突而派来的吧?”

  铁木辛哥果断地回答:“绝对不是。我认为投诚者说的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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