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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当自成一派的意象主义小集团看到,他们的成员谢尔盖被一个女人迷住了,而且在他们眼中她简直是一个由夏娃和夜妖合为一体的女人,他们开始寻求办法和采取措施来拆散这对恋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真的因为他们觉得伊莎多拉·邓肯会对诗人产生不良的影响,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嫉妒那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和自由。这个团体还从事印刷业务,并开办了一家商店,这些人认为,如果一个人退出了团体,肯定迟早会有别人跟他学,这对写诗和他们的业务自然会有损害。这个小集团必须保持完整。

  大约12月底,出现了一个能把叶赛宁从他与那个女人的关系中拯救出来的机会。这个集团的一位好友将要被派往波斯,他同意带谢尔盖一起去做此长途旅行。其他诗人拟定了计划,并决定谢尔盖到火车站前不告诉他这件事。然后像与他开一个大胆的玩笑那样,他们将让他去波斯旅行。

  火车将要开出的那一天,叶赛宁到火车站来向他的朋友告别。他在火车正要开动的一刹那才到。他被大家举到车上,行将离开的那个朋友伸出手臂接住他,这时火车嚓嘎嚓嘎地开走了。其他诗人在月台上站了好久,看到他没有跳车,就顺着铁路线走回了莫斯科。

  马里恩戈夫和集团中的其他人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的计划成功了。然而,没出几天,从距首都两天路程的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真见鬼,你们把我弄到这样的境地……我要在这里换乘的私人汽车已经出发去波斯了。罗斯托夫糟透了。向伊莎多拉和艾尔玛问好!我想,我离开以后,她们周围的空气一定清新多了,她们肯定已经把我忘了。托里,你这个白痴。我听了你的话,也聪明不了多少。

  谢尔盖

  第二天,叶赛宁又回到了莫斯科,而且,1922年初,他住进了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漂亮的公寓,与伊莎多拉·邓肯同居。

  伊莎多拉的家里总是挤满了五花八门的狂放不羁的俄国艺术家,有意象主义诗人、雕刻家、音乐家、室内装饰师等等。几个美国人使这些艺术家活跃起来了。那些美国人大多数是记者,还有少数美国救济协会驻莫斯科人员。

  叶赛宁似乎总是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到某个地方去赴他害怕会迟到的约会。由于他这个习惯,伊莎多拉送给他一块漂亮的小金表作礼物。她想,他的背心口袋里有了准确的时间,他就不会总是跳起来,赶紧跑到没人知道的什么地方去。

  然而,这块表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像以前一样,叶赛宁还是继续从安乐椅上跳起身来,跑出去赴并不存在的约会。

  叶赛宁是个执拗任性的小孩子,而伊莎多拉则是个爱着他的母亲。她的深情的爱,足以使她宽容和原谅一切粗俗的咒骂和傲气。在伊莎多拉多情地向叶赛宁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时,经常遭遇到后者无礼而粗暴的拒绝。这样的爱情与幸福的场面之后,伊莎多拉常常喝得醉醺醺地,许多天不到普列特奇斯坚卡去。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些时候。到了2月,伊莎多拉接到列宁格勒一个剧团演出主办人的邀请,去那里演出几场节目。她问谢尔盖·叶赛宁是否愿意与她一起去列宁格勒。他那时正处于田园诗般的情绪中,所以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两人一起动身到北方去了。

  然而,在他们出发去列宁格勒前,一天晚上,叶赛宁的朋友们无情地取笑他的“订婚礼物”——那只“贵族化”的金表。然后他便来到伊莎多拉的房间,把表还给了她。

  伊莎多拉拒绝接受那只表。她对他说,只要他真心爱她,他就必须保留这只表,不管那些愚蠢的朋友和他们那些离奇古怪的狂放想法。不仅如此,他还得把她的照片放在表壳里。她给了他一张自己护照上的快像。

  叶赛宁天真地表示喜欢这个主意,并把装着照片的表又放回口袋。几天以后,为了某件使他不高兴的事突然发起脾气来,他像训练有素的掷铁饼运动员那样,竭尽全力把金表猛地扔到房间的另一头。

  在叶赛宁怒气冲冲地离开房间后,伊莎多拉慢慢走到角落里,悲伤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片,摔坏的表壳和表壳中七零八落、无声无息的机件。从那些小碎片中,她捡起了自己含着微笑的像片。

  到列宁格勒后,他俩来到达恩勒特勒旅馆。在那里,伊莎多拉按照她的惯例预订了最好的一套客房(几年后,就是在这套客房的卧室中,诗人叶赛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一安顿下来,就像往常一样有许多朋友来拜访她,向她表示敬意。来访者中有一些富有的美国人,他们曾在伊莎多拉的某次美国之行时见过她。

  一进门,他们就脱去厚厚的毛皮大衣。其中一个人没太留意,把大衣随手扔到一张椅子上,大衣又从椅子上滑落到地板上。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弥漫起一股什么东西烧着了的特殊气味。大家在房间四下看了看,但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于是继续交谈下去。那股气味依然没有消失,甚至越来越刺鼻了。但是,屋里没人再注意这股气味,直到客人们起身离开。这时,他们发现,从椅子上滑下来的那件大衣,掉在了一个小电炉上,这个电炉是伊莎多拉买来给房间加温的。崭新漂亮的美国毛皮大衣上逐渐烧了一个大洞。

  伊莎多拉说:“你瞧,梅特林克是对的。物体确实是有灵魂的。这可能是一个出色的共产主义电炉,以它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美国的代表提出了抗议!”

  达恩勒特勒旅馆的地下酒窖很有名,其中储存着所有战前最好的一品脱、一夸脱和两夸脱装的美酒佳酿。

  叶赛宁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也很快发现,和伊莎多拉一起旅行,赐予他某种特权,他想什么东西,就可以随意吩咐。

  结果,伊莎多拉演出结束回来后,经常发现叶赛宁面前堆着许多各种各样的空酒瓶。他们在达恩勒特勒旅馆逗留期间,叶赛宁还不止一次地被男服务员们强行弄回房间,因为他们发现他在餐厅里脱得一丝不挂地四处游荡,酗酒闹事。

  就是这一时期,在列宁格勒的一系列演出中,发生了一件使伊莎多拉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列宁格勒的第二场演出是专为在海军基地的水兵们举行的。挤满剧院的3000名水兵中,大多数是1917至1918年的革命中的老兵,他们是来自“曙光”号巡洋舰和其他领导起义的军舰上的水兵。

  伊莎多拉演完节目单上的第一个舞蹈后,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剧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水兵们燃起的闪烁不定的火柴光,根本无法把剧场照亮。观众席上发出了脚步声、笑声、喊声和口哨声。过了一会儿,由于观众越来越喧闹了,后台的一个人设法找到一盏点蜡烛的灯笼。他们把灯笼拿到台上伊莎多拉站着的地方,她正为日场演出出现这样的结果感到点儿紧张。伊莎多拉将灯笼高高举过头顶,向前走到舞台边,问水兵们愿不愿意为她唱几首他们的歌曲。舞台上有人把她的要求译成了俄语。

  在瞬间的沉默后,从她面前的黑洞洞的大厅中,伊莎多拉听到一个独唱的声音。那声音洪亮圆润、充满活力、坚定自信,唱的是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华沙革命歌》的开头两句:

  敌人的哨声在我们四周呼啸,
  黑暗的势力企图把我们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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