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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尼古拉斯基车站空空荡荡,漆黑一片。

  一进入莫斯科市郊,伊莎多拉一行就感到十分兴奋。但当她们看到没有一个人前来迎接她们时,心就凉了一半。车站上没有欢颜笑语,没有鲜花和拥抱,就连问一声“哪一位是邓肯女士”的人也没有。另外几名旅客走下火车,匆匆走出这个冷冷清清的车站,他们知道目的地已到。

  伊莎多拉向同车到达的那位年轻的机要员表示了她的这种惊讶,后者十分同情。她毕竟是做为苏维埃政府的“贵宾”来到俄国的。她的来踪去迹,即便在欧洲或美国那些最偏僻的地方,也会在当地居民中引起很大的轰动。可是此时此地,这位受一个伟大的政府邀请的举世闻名的贵宾,居然被人扔在车站,连派一个门卫迎接一下,告诉她一声到哪里去的人也没有。

  “在车里等一等吧,”那位机要员说,他和伊莎多拉同样着急。“我到外面看看,有没有汽车或其他交通工具等您。也许外面候车室里有人,要不接您的人在车站广场上的汽车里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报告说外面只有一辆接人的车,是外交部的一名职员前来接他,把他的公文递送箱带到最后的目的地。如果她愿意的话,他说,他可以将邓肯夫人以及其他两位女士同车送到外交部。到了外交部,他一定能弄清给她们的膳宿安排的哪里。

  这种连最起码的工作上的安排也如此缺乏考虑的作法,使她们无法理解。

  这几位疲惫不堪的旅客沉默寡言地跨进了那辆小红车,飞快地行驶在灯光暗淡、行人稀少、用鹅卵石铺砌的街道上。车子驶过高墙围起的广场,驶过幽暗的高楼大厦,驶过大大小小的教堂——它们的圆顶和屋顶小阎,在溶溶的月色中神话般地浮现出黑色的剪印。

  最后,那位机要员向司机说了一声,车子就在勒克斯旅馆的门前戛然停下。

  这位机要员以为那里可能有订好的房间,他进去问了一下,才知那里没有她们的房间。当然,人家不会接受生客在这里住宿,勒克斯旅馆只对前来这个国家访问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开放。

  这一行人于是驶向剧院广场。在一度曾是十分豪华的首都旅馆,苏维埃的第二号机构就设有那里。外交人民委员奇切林和他的工作人员就在那里办公。在这些女士们留在车里的时候,那位机要员将各类公文传递箱—一传送出去。

  车子的马达声早已停息,广场上万籁俱寂。远处,克里姆林宫高大的围墙耸立在厂场的那一边,整个场景就像俄罗斯民间故事里的一幅插图,完全不是现实世界。

  伊莎多拉和艾尔玛紧挨着坐在一起。在慢车里经历了三天异常兴奋但又累人的旅行,此时她们已筋疲力尽。她们顿时感到饥肠辘辘。从“巴尔坦尼克”号上登陆以来,她们还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

  她们很快就发现食品匮乏,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吃的东西,即使看到了,也不能购买,因为每人都由政府定量配给。早在第一天的火车旅行以前,午餐篮里的食品已经吃完。车上供应的大粗黑面包,实在无法下咽。她们那由于不正常的进食造成紊乱的消化系统,对此无能为力。

  坐在敞篷汽车里,又饿又冷,她们感到无论是上帝还是人类,都抛弃了她们。她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滚烫的咖啡和松软的甜面包。在巴黎,她们想,在街道转角处,往往就有“车夫的集会处”;在伦敦,有露天咖啡座;在纽约,从浴室里的儿童售货机到镍币自动售货机,各式各样的购货方式任你选择。芬芳馥郁的咖啡和纯净的奶油,新出炉的面包。啊……

  她们正想得出神,突然二楼的一扇窗子亮起了灯光,一个男人的身影从窗口探了出来。他往下望了望坐在车里的人,想弄清这些坐在黑暗中的人究竟是谁。

  她们一边拍手一边想,这才是她们见到的第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人影从窗口缩了回去。过了几分钟,一个穿着黑色服装的高大男子从楼梯往下朝她们走来。他倾身向前,吻着伊莎多拉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吗?”

  伊莎多拉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位说话的人,然后想起他的名字来了。他叫弗洛林斯基。1918年她曾在美国见到过他,当时他和翁格恩-施特恩贝格男爵在一起,人们称他为弗洛林斯基伯爵。伊莎多拉和艾尔玛止不住地大笑。这真逗!她们在莫斯科的心脏里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竟是弗洛林斯基伯爵!

  他穿着无可挑剔的餐服和考究的皮鞋,呆呆地站在那里,弄不清是什么东西使她们感到如此好笑。

  几分钟以后,她们被安置在弗洛林斯基的私人办公室里。

  “你们累吗?”他问。

  “因为饿,倒不太觉得累了,”伊莎多拉说。“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好好吃饭,我们不希望再吃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真的不敢相信一个人还能在俄国吃东西!”

  “怎么?”这位布尔什维克伯爵问道,“我刚从土耳其大使那里饱餐了一顿回来。餐桌上有鸡汤、油炸鸡、奶油白面包、各式各样的酒、还有美味绝伦的咖啡!”

  但他的这番话无法使这两位饿得发慌的女士相信。她们根本不相信会有这些东西,除非她们也亲自品尝到这些美酒佳肴。

  为了证明他的诚实,弗洛林斯基邀请她们到附近的萨沃乌旅馆去就餐,那里他有一个房间。当她们在礼仪许可的范围内四肢舒坦地坐下,主人就点起火油炉。于是,他使出一个能人的手腕,他知道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把事情办得最好,他用奶油面包卷和不加糖的茶款待这两位饿极了的女士。

  然后,他着手解决她们在这个旅馆里的住宿问题。但是旅馆里只剩一个可以出租的房间。当她们进入那个空房间,她们才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床上既无床单,也无枕头。伊莎多拉就睡在这样的床上,艾尔玛凑合着蜷缩在一张小沙发上。让娜她后悔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只能直挺挺地坐在一把独一无二的椅子上。尽管这样,她们也都进入了梦乡。但不久,她们为恼人的苍蝇大军所吵醒。当曙光照进房间时,它们便开始营营地四处出动。空气似乎也变得和它们一样污浊。它们比蚊子更爱在人的面颊上爬来爬去,飞去又飞来,弄得人烦躁不安。它们决不甘心让室内的外国住客舒舒服服地睡觉。除了苍蝇本身以外,昆虫世界里其他更为微小的虫子,也同心协力地帮助它们完成这一任务。

  当她们认识到再也无法入睡时,伊莎多拉和艾尔玛索性就不睡了。盥洗完毕,她们便出去找她们的朋友弗洛林斯基,看看怎样和那些人取得联系,他们理应为她们的来到做好安排。

  那天正是星期天,各级政府机关停止办公。弗洛林斯基试图摇通各个部门领导人家里的电话,首先是教育艺术人民委员阿纳多尔·卢纳察尔斯基家的电话,他应该从雷瓦尔的苏维埃领事那里接到这位舞蹈家已经到达俄国的通知。但是所有重要的官员,没有一个在家。他们全到乡间去消度这个7月的星期天了。

  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弗洛林斯基提议干脆出去到克里姆林宫周围沿着广阔的环绕莫斯科的林荫大道散散步。

  几个小时以后,当她们回到萨沃乌旅馆的时候,她们仿佛觉得已经走到地球的尽头。她们饥肠辘辘地走进餐厅,希望能吃上一顿美味可口的午餐。

  在餐厅中央,有一张大圆桌,旁边还有几张小一点的桌子。在那张大圆桌旁,坐了大约12个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的男人。他们头戴有边的帽子,身披外套。一边咕嘟咕嘟地喝着洋铁碗里混浊不清、漂满油脂的汤,一边啃着大黑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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