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52)

五二

　　关于国家的构成，他认为，第一，国家需要食物，因此要有农人从事农业生产；第二，国家需要制造物品，故工匠、艺匠必须存在；第三，贸易是必要的，因此要有商人照顾国家的经济交易生活；第四，国家需要军人，和平比战争好，但如果有外族侵略，则需军队抵抗，国家必须维护其安全并防止外来及自己内部的相互攻击；第五，国家需要一些穷困的人、有钱的人、一些生活环境很好的市民；第六，必须有教士以便主持宗教仪式；第七，国家最需要的是有人负责经营及法律事务，即有统治者。此外，必须有奴隶。

　　看来，国家有不同阶层的人，他们的职务如何划分呢？他认为，一个人不能有一个以上的职务。在最好的国家中，市民不能既是农人，又是工匠，又是商人。这些职务并不等于是最好的生活，最好的生活是在实施及发展道德及智慧德性时获得的安逸。至于军人、统治者及教士，这三项可以由同样的人做，但不能同时执行这些职务。国家需要军人的体力，而统治国家要靠智慧，这些智慧要在体力高峰过后才获得。亚里士多德假设市民要成为国家的财产的拥有者，将先为军人，然后做统治者，到晚年再做教士。

　　在市民与非市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最好有一个分界，后者包括农人、工艺匠及商人，当然奴隶也在内，这些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在自然及艺术界，低级存在是为高级的存在而存在，高级的存在是拥有理性的原则。就个人的情况而言也是一样，灵魂可以分为理性及非理性部门，身体的存在是为了灵魂的存在。国家的情况亦然，国家的必要条件及实际部门的存在是为了好的生活。所谓好，是指市民能过着有道德及具智慧德性的生活。

　　5.法治思想

　　二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是人治好，还是法制好的问题，对此他采取了两分法：一方面，政治是复杂的，常常会发生变化，只有人才能随机应变去处理，如果死守法律条文而不知变通，有时就行不通，所以在坚持法律的前提下，要重视人的因素。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毕竟有情感和欲望，如果单凭人的统治，很容易由感情和欲望用事，从而产生种种弊端。理想的是应根据理性，衡量利害，认清正义与非正义，制定法律，对统治者加以限制。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他又提出不能搞终身制，不能世袭制，而是要由法律规定统治者的任期，任期不能太长，让大多数人轮流执政。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共和制，只要能根据理性行事，按法律办事，就都是好的政体。可惜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样的政体，只存在变态的政体，即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当时的希腊，特别是在民主制下，常常被少数野心家用不正当的方式篡夺僭取了政权，中文译为“僭主”。当时有些统治者的权力不是僭夺来的，而是到海外去建立殖民城邦，当了统治者，这就不能称为僭主。僭主制与寡头制是不可分的。所以亚里士多德重点讨论的是民主制和寡头制。

　　关于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亚里士多德认为其实质是穷人执政还是富人执政的对立。在现实政体中，他说究竟应采用哪种，应根据各城邦的具体情况来定。但他还是比较倾向民主制。他认为，由多数人统治终究比少数人统治好，少数人无论多么贤明，知识总是有限，看问题不全面，而多数人，有人看到这点，有人看到那点，大家的意见集合起来，便可超过少数贤明之人，而且少数人的贤明，也是因为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多数人的优点。在现实中，在各城邦中，穷人总是多数，穷人执政是民主制，所以他认为变态的三种政体中以民主制为好。

　　接着他讲了民主制的许多优点：民主制有平等和自由的精神，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几个人当永久的统治者，而是轮流执政，人人有当权的机会。民主制，担任公职没有财产定额的限制，即使有也是很低的；官吏由选举或抽签担任，任期短，不得连任，这样就废除了终身制。当然，这还只是理论上的论述，在实际生活中，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大部分时间还是得去从事体力劳动，并没有多少闲暇时间去参与政治事务。平静的生活使大家都愿意依法办事，社会比较稳定；可是如果大家都不关心政治，统治权实际上又落在少数人手里。

　　为了让穷人多参与政治事务，有些城邦规定了津贴制度，对穷人参政或担任公职给予补贴，对富人不参加公民大会则处以罚金。同时，他也指出了民主制的缺点：主要是它容易受少数人操纵利用，少数人利用多数人无暇顾及政治之机，做出一些错误决定。另外，民主制过多地判处罚金，也侵犯了富人的利益，激化了矛盾，使富人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制，恢复寡头制乃至僭主制。

　　对这种矛盾，亚里士多德采取调和的办法，他劝告富人要照顾穷人的利益，穷人要顾及富人的利益，不要彼此伤害太深。这时，他在政治领域又用了在伦理道德中采取的中庸说，不要过，也不要不及。具体办法就是由中产阶级执政。中产阶级既不过富，又不太穷，正好适中。人一有钱有势，就好发号施令，不愿服从统治；太穷又容易自卑，所以由这两类人统治都不好。中产阶级正好克服了上述两种人的缺点，而且人数多，力量强大，能实现统治，他们又没有野心，可以避免党派之争。现实又告诉亚里士多德，在希腊，由中产阶级统治的城邦并不多，大多数城邦不是由富人统治的寡头制，就是由穷人统治的民主制。原因是城邦中不是富人占优势，就是穷人占优势，中产阶级并不占优势。

　　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政治理论是过分理想化了，但其积极方面是要肯定的，首先，国家概念包含许多有价值的观点，特别是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体之善，而不是只顾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这不能不是积极的思想。此外，他将政治集团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个人的幸福，亦有可取之处。他的政治学说，重视分析实际经验，概括出了一些比较科学的结论，提出一些时至今日仍可给人以启发的思想。尽管他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在讨论方法上的确有着他人不及的贡献①。

　　①3—5节参见叶秀山等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汪子嵩撰：《亚里士多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9页；G.罗伊德：《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长与结构》，（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163—176页；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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