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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在巴黎的莫里哀中学,西蒙娜·波伏瓦继续任哲学教师,这是她任职中学教师的第五个年头了。

  这期间,她曾在法国两所名牌学校任过教。但在莫里哀中学,她仍难逃脱被学生们终日议论的命运。莫里哀中学是巴黎一所具有传统风格的学校,这里的学生已习惯了教师们审慎、稳重的传统形象,因而对这位28岁的,留着冠冕型新发式,而风度优雅的女教师感到惊奇。尤其当学生们听说,这位年轻的女教师与某个男教师同居而不结婚,只忙于写作而拒绝干家务、下厨房的消息时,他们就对她另眼看待了。但西蒙娜·波伏瓦在任何新的环境中是从不会在乎公众舆论的。她仍和在马赛、卢昂一样,毫不理睬这些流言蜚语。她在上课时,仍然一贯采用启发式、开放式的方法进行教学,她的教学内容常常超出教材的范围,课堂上,她喜欢旁征博引,喜欢给学生开出一些长长的必读书目。她的课尽管很高深,但却极大地开启了学生的智慧,她使学生了解了许多当代文学、当代哲学的思潮。

  来到巴黎莫里哀中学执教后,西蒙娜·波伏瓦又回到了从前她所习惯的生活圈子里。她在盖得街的罗阿尔·布列塔民族馆租了个房间,过着独立的生活。她经常去蒙巴那斯剧院,观看先锋派戏剧。由于早年受父亲乔治的影响,多年来,她亦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对戏剧非常热爱和着迷。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西蒙娜的妹妹海莱娜已经成为了先锋派画家。在妹妹的陪同下,她有机会经常出入先锋派画室。回到家乡后,西蒙娜终于找回了往日在蒙巴那斯做姑娘时的生活习惯。在巴黎,人们不像在外省那样,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去看待她,在这里,波伏瓦又找到了她理想中的“自由”。

  然而,这种自由的生活刚刚开始不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平静生活却又被搅乱了。奥尔加不顾父母的阻拦,乘火车来到巴黎与波伏瓦相聚。她渴望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更渴望独立,为了自谋生路,她先在蒙巴那斯区卖茶水的舞厅里当招待员。波伏瓦试图劝说她谋求一个职业,但被她拒绝。此后波伏瓦再次鼓励她去听先锋派导演夏尔·迪尔的课。终于在波伏瓦的帮助下,奥尔加最后进入了夏尔·迪尔的剧院,成为了一名演员。

  这一期间,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波伏瓦也十分忙碌。首先她每周要完成莫里哀中学16课时的教学任务,要定期出席先锋派导演夏尔·迪兰及其情人西蒙娜·约利韦的活动,观看他们剧院的排练。她要应酬与艺术家、名流朋友们的交往,要照顾奥尔加的生活。此外她还不愿放弃享受巴黎这个文化之都现代生活的机会,因此要用许多晚上光顾咖啡馆、剧院、电影院。但是,更重要的是,她还要挤出相当的时间,用于发奋写作上。1938年萨特因发表了《恶心》和《墙》两部作品而在法国名声大振。与此同时,西蒙娜也根据她与萨特、奥尔加三人的特殊经历,也着手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女客》。

  1939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6月23日,法国与英国、土耳其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9月法国宣布参战,部长会议颁布了总动员令。萨特必须参军,上前线。西蒙娜在送别了萨特之后,继续留在了巴黎。在战争空气最紧张的阶段,她仍常去蒙巴那斯车站旁的三剑客咖啡馆里写作。当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巴黎时,每个人心中都抹不去死亡的阴影。西蒙娜也常常思忖着自己的处境,但她仍能平静地一如既往地正视着现实。”现在我将置身于战争这种存在中,尽管它对我来说是凶多吉少。”

  在紧张的战争期间,西蒙娜表现出了从来未有过的镇定和勇敢。她一方面努力地重新寻求自己正常的生活,一方面借此特殊的环境深入地进行一些人生的思考。白天她写小说、教课、看朋友、到餐馆去吃晚饭、上咖啡馆、进酒吧、去电影院以及参加大家的各种活动。深夜回到那自己的一隅,则握笔沙沙,冷静地注视着和书写着这现实的一切。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西蒙娜·波伏瓦始终未离开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区,在那里工作着、忙碌着。她没有被战争所吓倒,没有受恐惧感所左右,而这本身就是对这场罪恶战争的最大蔑视。

  战争期间,波伏瓦有时也设法弄到通行证,前往前线去看望萨特。他们继续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尽管战火连绵,他们仍设法频繁通信,甚至在信中继续讨论着他们共同的写作计划。1940年6月,法国军队自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出忽意料地攻破了。萨特与马其诺防线的守军一起进了德军的战俘营。波伏瓦得知此讯后,万分焦急。但后从萨特的来信中,得知萨特也和自己一样,虽然被战争中所发生的意外事件所左右,但从未丧失对未来的信念。他在集中营中,仍在撰写着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和小说《自由之路》。西蒙娜受萨特顽强的生存意志的鼓励,更加忘我地工作。她每天早晚必坐在多姆咖啡馆里进行写作。1941年3月,萨特因视力欠佳和借口文职人员而获释返回巴黎,回巴黎后,继续在巴斯德中学任教。这次战争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在战争前,萨特是个个人主义者,他认为他自己并不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而二战的经历使萨特突然明白了自己仍是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必须干预生活。前线的经历,使萨特对当时巴黎城中弥漫的妥协气氛极度不满,于是他开始与巴黎的抵抗运动组织取得联系。西蒙娜在萨特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抵抗运动组织。她积极协助萨特与“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取得联系。萨特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向法国左翼组织——法国共产党靠近,试图与他们建立一个联合阵线。但左翼组织却一直怀疑萨特的获释可能与德军有一定的联系而对萨特的行动持不信任的态度。

  因此,萨特不得不通过文学创作活动的形式宣传他的抵抗思想。而西蒙娜这时也坚信,作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行动。自此,她更加把写作视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1941年至1944年,巴黎被德军占领,全国的政治气候也由此阴暗。沦陷使巴黎人消沉、沮丧。

  当时的法国市民、知识分子团体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为左翼组织,包括“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巴黎地下抵抗运动组织”以及“法国共产党”,他们都憎恨德国法西斯主义,坚决主张抵抗占领军。另一派被称为右翼组织,主要是第三共和国的一些政治家、亲德分子。他们主张要识时务,要与占领军合作。西蒙娜·波伏瓦和萨特主要站在抵抗运动组织一边,主张与占领军对抗到底。而他们的朋友夏尔·迪兰和西蒙娜·约利韦则主张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应该与占领军合作。波伏瓦对自己的朋友竟然在纳粹铁蹄下表现出来的厚颜无耻和奴颜卑膝深感厌恶和反感。她和萨特一样,实在蔑视这种充斥巴黎的妥协气氛。然而在战争中,朋友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反目为仇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波伏瓦只是对这两位朋友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了昔日高唱的自由主义主张,而卑躬到纳粹一边深感惊讶。由此,她以往在心目中,对西蒙娜·约利韦所建立起来的“自由形象”,一下失去了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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