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29)_虚阁网

二九

　　但是玛丽娅的心已不属于这位音乐王子了，在回信上冷冷地说：“我只能写上廖廖数语，以表谢意……再见，请您记住我们。”

　　“黄昏之梦”破灭了。弗雷德里克首次被迫尝到了上流社会蔑视他的苦果。但他不敢公开得罪沃特金斯基伯爵一家，只好以自己的方式永远记住“黄昏之梦”的悲剧，在以后的音乐创作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1837年底，伯爵太太再次写信给弗雷德里克，请他帮忙找一位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没有回信，只是把她的来信和玛丽娅的信（便条）都塞进一个信封里，外面系上一条缎带，并草草写上一句：我的不幸。

　　其实玛丽娅后来的婚姻也并不美满，1841年她当上了新娘，新郎是弗雷德里克和尼古拉所认识的沙贝克伯爵的儿子，不久俩人婚姻失败，玛丽娅再次结婚，活到77岁才去世。

　　3. “出来吧，肖邦”

　　1831年，一位男爵夫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巴黎。她从丈夫那里获得的生活费一年有3000法郎，这与戴尔芬娜每年10万法郎的赡养费无法相比。

　　翌年法国文坛上出现了一部引起热烈反响的小说《安蒂亚娜》，署名为“乔治·桑”。从此法国19世纪上半期多了一位浪漫主义的有名女作家，她的原名为阿芒丁娜·露西·奥洛尔·杜班（1804—1876）。

　　在乔治·桑的生活经历中有三个方面影响了她的创作：童年时期的田园生活，青春时期的不幸婚姻，30年代以后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接近。

　　她闯入弗雷德里克个人生活时正是她生活经历的第三时期。

　　这两位都具有驾驭浪漫主义创作感情的出色能力，以后双方的创作都受到了对方的影响。不过乔治·桑比弗雷德里克大6岁，而且给予后者最初的第一印象很糟糕。

　　她穿着长裤，嘴里叼着雪茄，脚下的打蜡地板被踩得“吱吱”作响，哪有一点淑女小姐的风度。

　　“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这就是笔名为乔治·桑的杜德望夫人。我不喜欢她的容貌，她的脸看上去让人感到有些别扭。她身上的某种气质使我不愿接近她。”

　　1836年秋天，弗雷德里克写给父母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厌恶心情。

　　他喜欢女性的美，甚至自己的某些性格也有女性化的影响。而乔治·桑外表上则是男性化，与弗雷德里克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错位”反差。

　　也正是这个奇妙的差异引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

　　弗雷德里克以后才逐渐知道乔治·桑的身世。她的曾祖父是法国18世纪有名的金融家，取得贵族的称号。祖父继承父业，当过收税官，业余写诗作曲，他与一个元帅的私生女结婚，这就是给予乔治·桑很大影响的祖母。

　　乔治·桑4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拿破仑帝国的一位高级军官），从此靠祖母抚养，并成为祖母在诺昂地产的预定继承人。她13岁进入巴黎的一个修道院。祖母去世后，她没有从母亲（在巴黎街头最低级剧院里跑龙套的角色）那里得到温暖，便匆忙结了婚，那年她才18岁。但丈夫杜德望男爵是一个平庸、粗暴的坚持夫权的乡绅，3年之后她与丈夫分居。她来巴黎独立生活时，还要靠创作的笔来弥补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开支。

　　乔治·桑厌恶男女不平等、尊贱偏见的世俗观念。热烈向往大自然的清新、自由的空气。平民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意境，激起她愤世嫉俗的反抗意识。

　　她的男性化的外表装束正是内心叛逆精神的折射。由于她与男性过于亲热的频繁交往，引起了正统贵族阶层的种种责难，对她来说则是以这种浪漫自由的方式来抗争上流社会。

　　乔治·桑能与弗雷德里克相识，这与李斯特有着很大关系，当时她也住在李斯特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套公寓里。

　　当一大群客人光临弗雷德里克的住处时，乔治·桑也漫不经心地跟随在后面，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细腻心理观察了弗雷德里克的客厅：

　　一架普雷耶尔三角钢琴搁置在醒目的角落里，简单的家具只是大沙发、椅子和茶几，四周零碎的小摆设则似乎成了客厅里的装饰音符。

　　宽大洁白的细薄窗幔还是让客厅里的光线变得暗淡，加之烛光闪耀在钢琴周围，给人一种朦胧的浪漫情调。

　　弗雷德里克想尽量使客人感到满意，但惟独避开了正在抽烟的乔治·桑，让一位作家前去陪她聊谈。

　　乔治·桑也喜欢音乐，她的丈夫却讨厌她弹的琴声。如果说李斯特的演奏已经使得她陶醉，那么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则像在施展魔法，激起了她心底升腾起异样的忧伤感情。

　　在以后的日子里，弗雷德里克只要一出现在社交场合里，总是有乔治·桑的身影紧紧追随，她的衣饰装束也随时转换花样。

　　有一天晚上，弗雷德里克在自己的住处举行了小小音乐会。来客中李斯特的女友是典型的巴黎淑女打扮，显得典雅华贵。而乔治·桑一进门就让众人大吃一惊，她的紧衣胸衣外套着宽松的束腰长袍，裤子肥大下垂，几乎看不见鞋子。她不知从哪本书上学来的这一身土耳其民俗服饰。

　　弗雷德里克琴声响起了，乔治·桑微微合上眼，静心聆听。她不和其他人说话，也不管是否有人提出抗议，嘴里吸着烟，似乎要让烟味弥漫了整个客厅。

　　钢琴演奏结束了，众人喝着茶，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乔治·桑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依然不插话。

　　夜深了，乔治·桑也走了，弗雷德里克写给父母的信（1836年12月13日）中也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今天有几位人物要到我这儿来，其中有桑夫人，而且李斯特要演奏，努力将歌唱……”

　　显然乔治·桑半男半女的模样根本比不上康斯坦契娅、戴尔芬娜、玛丽娅等美丽小姐，或者说她严重损伤了弗雷德里克的审美标准。

　　但是乔治·桑仍然不断地发出邀请，请弗雷德里克到诺昂去做客。

　　她最后只好恳求李斯特及其女友，把弗雷德里克带来，并说：“我对他非常崇拜”，“我尊敬他”。

　　遗憾的是弗雷德里克总是推辞。其实他不停地咳嗽和乔治·桑的不停地吸烟也无法相容，他俩再次见面已是一年多后的事了。

　　朋友们都为弗雷德里克的身体健康担忧，居斯亭侯爵（戴尔芬娜丈夫的兄弟）恳求地说：“您必须让别人把你当成病人和孩子一样来照顾……你应该懂得，你在目前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注意身体。”

　　去温泉疗养胜地的建议反而使弗雷德里克感到心烦意乱，这不能不使他触景生情，想起玛丽娅的“秘书”身影和那场“黄昏之梦”的悲剧，他不愿再去触碰敏感的心灵伤口。

　　这时朋友的忠告则成了喋喋不休的废话，休息和治疗也似乎是一种嘲讽和揶揄。他想躲开周围繁杂的一切，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1837年7月，巴黎沙龙的话题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内容，弗雷德里克宣布去英国伦敦度假，与他同行的是音乐出版商兼钢琴制造商加米尔·普雷耶尔。

　　早在4年前，尼古拉就赞同弗雷德里克去伦敦，并鼓励他说：“你的作品应该成为你想去的所有地方的先行者……你的作品将会在英国驰名。”

　　但是弗雷德里克这次去伦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举办音乐会，而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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