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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六


  在这些讨论中,如果总统在场,我总是感到比较舒服。比尔·克林顿有能够把历史、政治和政策摆对位置,使之融为一体的经验。然而他放任漫无边际的讨论,所以他未从讨论中收到应有的效果。他本人有学者气质,似乎欣赏这些马拉松式的辩论。讨论来讨论去,参加讨论的人最终自认为找到了解决所讨论问题的办法,从山穷水尽转入柳暗花明。但是经过几天的事实检验后,那种解决办法不灵,于是又回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例如,1993年初,经过一次讨论后,总统提出取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允许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空袭,帮助穆斯林具有较强的防卫能力。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于是周游列国,向我们的盟友兜售这一战略,然而盟友表明这种战略根本就不行。一周后他空手而归,我们只得又用一个星期六来研究另一种解决办法。

  在1994年和1995两年中,在美国的督促下,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确进行了有限的空袭,塞尔维亚人采取了人们料想之中的反措施。严酷的现实是,塞族人、穆斯林和克族都坚信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并决心为此战斗到底。他们像若干年前的北越人一样,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相一致。西方为波斯尼亚问题大伤脑筋,但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在,也未确定与之相一致的承诺。解决这一令人难办的冲突势必要许多人付出生命代价,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无法就此向美国人民做出交代。同时,即使能暂时使冲突各方偃旗息鼓,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又会拼个你死我活,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长期卷入,而这又是任何一位总统都难以做到的。

  在五角大楼内,莱斯·阿斯平越来越不顺心。他的管理风格与切尼恰好相反。切尼是井井有条,而他是杂乱无章。我们根本就说不准他上午何时上班。办公会议的安排也没个准。一旦开起会来,又是无休止的马拉松漫谈,常常参加下个会议的人挤在走廊里苦等。阿斯平把他国会工作班子中的主要成员都带到五角大楼来了,这些人成了他的御林军。任何事情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到国防部长那里。阿斯平的新任新闻秘书维恩·吉德里在接受阿斯平的聘任时提出了一个条件:他不必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吉德里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处理阿斯平的私人公共关系。这些助手们很久才弄清处理国会的勾心斗角事务与处理300万军队的事务之间存在重大区别。

  国防部的新班子曾做出许诺:文职领导要加强对五角大楼军职领导人,特别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的那个家伙的控制。阿斯平的某些助手甚至打算提前宣布接替我的人,使我成为一个肯定不久就要下台的“跛鸭”。但他们很快发现,五角大楼内的文职人员和军人谁也离不了谁。各军种的将军们不是桀骜不驯,而是愿意服从新的领导并为之尽力的。

  从接管国防部的第一天起,阿斯平立刻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形象。在这个大建筑物里,大家都穿着熨得笔挺的军装,而最高领导却穿着过时的邋邋遢遢的衣服,衬衣也皱皱巴巴,这就显得很不协调。显然阿斯平的头脑是第一流的,但给他的新部属讲话时,却常常词不达意,说不清楚。外国领导人川流不息地来华盛顿会见克林顿的新班子,他总是不愿意出面。

  在他不得已而会见他们时,往往把上身往桌上一俯,然后问人家:“请问,你们国家的情况如何?”于是就主要由客人说话,45分钟之后客人离开,对新政府的外交和国防意向茫然无知。在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一次会谈中,我坐在一边,看着国王陛下在那里一人独白,而莱斯不停地从俩人之间的茶碟里拿开胃小吃放到嘴里,一口气把13片开胃小吃干个精光!阿斯平的健康状况是个问题。因为心律不齐他两次住院。虽然使用起搏器使这种状况得到控制,但这是在把他折腾得晃晃悠悠好几个月之后。总的来说,阿斯平的形象难以使人增强对我国军队和盟国的信心。

  好在他有两个得力的副手:比尔·佩里和约翰·多伊奇。前者后来接替他任国防部长,后者是阿斯平大学时的好友,卡特政府时我曾在能源部见过他。多伊奇最终成为克林顿总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帮助协调阿斯平带到国防部来的一批大使与学者之间的关系。

  阿斯平主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期间曾称布什—切尼—鲍威尔“基本兵力”概念是一种“愚蠢战略”。现在担任了国防部长,他的主要目标是对武装力量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实现克林顿的竞选诺言。从理论上说,“全面审查”意味着勾销过去,好像当前的武装力量根本不存在似的,然后根据当前的防务任务建立一支新的军队。这种做法乍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新政府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现有的战略、武装部队、条约义务、承诺和全球危机。克林顿不是勾销过去,而是他在竞选时已经保证,在基本兵力的基础上再裁减20万部队,节约几百亿美元。然而,为了多得选票,他还许诺恢复被布什砍掉的几项国防工程,这几项工程颇得民心,但耗资巨大。

  “基本兵力”战略着眼建立一支能够“几乎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军队。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正在一个地方作战,我们仍想有足够的剩余力量使另一个潜在的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阿斯平则主张维持一支能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有能力对任何其他敌人采取牵制行动的军队。我们的韩国盟友立刻问道,一旦他们遭到进攻,美国是否可能只采取“牵制行动”。阿斯平的试探气球破裂了。

  我们用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全面审查,结果又使防务政策回复到了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轨道上,即布什战略加上克林顿竞选时提出的裁减。“基本兵力”这个术语虽然消失了,但正如阿斯平所承认的,它是全面审查后确定的兵力规模的依据。在写本书时尚不清楚,人员和预算的削减是否会使我们的兵力减弱得太厉害,以致难以支持克林顿政府所确定的战略和体制。简言之,我们有力量完成所担负的使命吗?这种使命在以后几年很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北朝鲜发生崩溃或伊拉克和伊朗的情况变好,那肯定需要调整打两场战争的设想。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设想不会像遏制战略那样持续40年,但对当前冷战后过渡时期是适宜的。

  莱斯·阿斯平和我私交甚好。渐渐地他的作风变得严谨起来。他意识到,作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日常统帅,他需要给人一种能反映肩负重大责任的形象。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制订了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折衷方案,完成了全面审查,解决了几个棘手的武器采购问题。不过,尽管有这些成就,尽管他本人非常精明,分派他当国防部长是不适当的。

  前总统乔治·布什原希望1月20日从索马里撤出,人们对此已经淡忘了。4月我在摩加迪沙过了我的56岁生日。我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把维持和平行动的责任从美国背上卸掉,交给最初就在这里的联合国承担。索马里国内的混乱曾使粮食生产和分配无法进行,造成大批人挨饿。我们结束了这种混乱,从而完成了任务。现在应由联合国部队来维持秩序。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灾难来源于14世纪式的军阀混战,解决办法应是在那里推行20世纪式的民主。

  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工作任务从救济饥饿者转移到“建国”,这是我们进入越南时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词。根据我对历史的观察,建国的意愿发自于其人民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索马里不是非洲式的西方国家。那里几乎没有法制,没有实实在在的中央政府,没有行政管理机构,而只有氏族领袖。建国的口号听起来很响亮,似乎很令人鼓舞,但在我看来这只会导致陷在索马里,而不是从索马里脱身。索马里各派最终将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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